安徽省高院副院长：解决疫情引发的纠纷，不能救活一个企业的同时毁掉另一个

原标题：安徽省高院副院长：解决疫情引发的纠纷，不能救活一个企业的同时毁掉另一个

5月25日下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第二次全体会议，审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会后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高院副院长汪利民接受了红星新闻的专访。

全国政协委员、安徽省高院副院长汪利民

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智慧法院

缓解基层法官压力

红星新闻：汪院长您好，结合您的工作经历，对今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报告中，哪些方面的内容您感触最深？

汪利民：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的工作中，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和智慧法院的建设。

最近几年全国的法院案件增长都比较快，就全世界来看案件都呈现出较高的增长幅度。中国每年有百分之十几的增长，像安徽前两年案件增长接近20%，现在有所趋缓。通过建立一站式多元解纷机制，多元化解，把一些案件在诉讼之前化解掉。从源头上遏制案件高速增长的势头。

同时还有智慧法院的建设。远程立案去年已经在京津冀、长三角等地区得到实现。通过智慧法院建设，方便了当事人诉讼，打破了时间空间界限，提高了审判效率。今年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后，各地法院现场立案受到影响，我们通过远程立案、远程庭审解决了一大批案件。

另外，长期困扰法院的“案多人少”的矛盾，有了解决新思路。去年，各级地方法院受理案件3000多万件，10年来翻了不止一番。而实行法官员额制，法官的人数还变少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支持下，在全国一些地方法院开展繁简分流试点。通过繁简分流，能够实现简案快审，难案精审。

去年这三件事的推进，综合解决“案多人少”的矛盾，让基层法官的压力有所缓解。

疫情期间

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得到检验

红星新闻：疫情期间，互联网技术在司法领域运用越来越多，这是否会成为智慧法院建设的一个契机？

汪利民：法院在信息化建设、智慧法院建设方面实际上已经做了很多事情。新冠疫情期间，智慧法院建设成果得到了一次大检验。

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社会各方面都会产生深远的影响，包括人际交往、人们的生活方式、消费方式。同样对司法办案也会产生影响。

以后，能通过网络实现的一些诉讼服务，不一定都需要当事人不远千里到法院，上门办理。很多事情可以通过网络来做。这应该是一个很大的变化。

其实许多技术进步、生产生活方式改变都是需要一定诱因和契机的。法院信息化建设是一个厚积薄发的过程。新冠疫情应该算一个契机。

从安徽和全国来看，新冠疫情期间停止了一些现场的诉讼服务，前4个月总案件量也有所下降，但是线上服务没有停止，通过线上立案和审判的案件同比大幅增长。

红星新闻：智慧法院到今天来看，它的进程如何？未来还要做好哪些工作？

汪利民：传统的诉讼，当事人要面对面辩论，向法官当面陈述事实，提交证据。信息化智慧法院的建设和应用，法官和当事人都需要一个逐步适应的过程。而智慧法院系统本身也是通过实际使用逐步完善的。

刚才说，这次新冠疫情其实对智慧法院系统是一个检验，检验中也发现存在一些不顺畅的地方。这些情况只有多运用才能不断改进。

面对疫情引发纠纷

不能救活一个企业，同时毁掉一个企业

红星新闻：今年最高院工作报告也特别提出，在“基本解决执行难以后”要巩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成果，包括强调善意执行理念。安徽在建立执行工作长效机制方面有哪些好的做法？

汪利民：安徽从前年攻坚基本解决执行难以后，一直在着力建设执行工作长效机制，执行的力度没有减，执行的队伍没有散。去年我们重点抓了执行团队建设，过去是一个法官或者一个执行员，一案包案到底，现在我们把它分成不同的环节，一个团队负责一个环节的事情，通过分阶段集约化执行，提高执行效率。

今年安徽开展“执行工作长效机制推进年”活动，确立了10项工作重点，包括巩固团队建设成果、智慧执行、加强执行联动机制、律师参与执行等等，从多个方面推进，形成执行长效机制。

同时考虑到新冠疫情影响，善意执行也是我们重视的一个方面。加大执行层面的调解和解力度，促使当事人根据实际情况达成和解，帮助债权人、债务人共度难关。

疫情期间，在不能实现现场查控、现场执行的情况下，重点采取线上查控的方式开展执行。通过网络查控、网络执行，解决了一些涉及到到复工复产、防疫用品保障方面的案件。

红星新闻：今年因疫情引发的纠纷会有一个增加的趋势，在“六保”“六稳”的要求下，怎样解决好因疫情产生的企业纠纷？要注意哪些问题？

汪利民：我们要依法考量疫情对当事人履约的影响，要加大调解和解力度。因为疫情，债权人困难，债务人也很困难，能够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共度难关，无疑是最好的选择。如果不考虑司法后果，可能救活一个企业的同时，会毁掉一个企业。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出对企业“减租减息”的政策，在疫情造成的困难面前，大家都要重视这个问题。当然对于一些当事人擅自违约恶意逃废债的，还是要快审快执。

公共空间案件写入最高法报告

对社会风气改变有引领作用

红星新闻：今年最高院的工作报告着重写入了一些公共空间的案件，比如“老人撞伤儿童离开遇阻猝死案”“私自上树摘杨梅坠亡案”等。这些案件写入报告，有什么价值？

汪利民：这些案件其实解决的就是报告里提到的“扶不扶”“帮不帮”的问题或者“谁闹谁有理”的问题。这些问题既是一个法律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有些是民事案件，有些是刑事案件。

我想，面对这样的案件，通过司法判决支持一些正能量的选择，可以使得公众对公共空间发生的一些事情有一个理性的判断，对于社会风气的改变有很好的引领作用。

红星新闻：今年的两高报告仍然着重关注了少年儿童的保护问题。过去一年还是发生了一些未成年人犯罪的恶性事件，这几天有代表委员提出“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问题。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汪利民：未成年人的问题主要还是教育引导规范，家庭、学校、社会共同承担责任，不能简单降低刑事责任年龄所能解决的。未成年人其实还是要以教育规范管理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