枞阳整建制划归铜陵尘埃落定 桐城派文化传承遇难题

戴名世“南山集案”是清朝大兴文字狱、严控知识分子思想的典型代表。

康熙五十年（1711），左都御史赵申乔上疏，参劾戴名世“妄窃文名，恃才放荡。前为诸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今身膺恩遇，叼列巍科，犹不追悔前非，焚削书版。似此狂诞之徒，岂容滥厕清华!”

赵申乔上疏引发了当时震惊全国的《南山集》狱案，被诛戮者甚多。康熙帝御批戴名世从宽免凌迟，著即处斩。方登峄、方云旅、方世樵俱从宽免死，并同妻、子充发黑龙江。该案应斩绞及为奴流徙人犯俱从宽免罪，著入旗。

客观而论，戴名世并无反清之意，只是他在《南山集》中提出清朝应从康熙元年算起，触犯了时忌。

是案发生后，清政府对《南山集》进行过两次大规模的清剿。第一次是在“南山集案”发生后，第二次是《四库全书》编撰时期。

乾隆三十九年（1774），乾隆谕旨各省督抚，“将可备采择之书，开单送馆。”这是清政府对学术著作的一次大规模清点，凡是有诋毁清朝之义的书籍被系统收缴销毁，戴名世的《南山集》自然也不例外。

法国当代汉学家戴廷杰所撰《戴名世年谱》认为，清廷为戴氏定罪下狱，在《南山集》中查出有悖逆之语的主要是六篇文章，分别为：《与余生书》《赠许亦士序》《送释钟山序》《送刘继庄还洞庭序》《赠刘言洁序》和《朱翁诗序》。

桐城派晚期大家马其昶的《戴南山先生传》一文指出，戴名世“学长于史，喜考求明季逸事，时时著文以自抒湮郁，气逸发不可控御。余读其文，悲其有史才而不自韬晦爱重以成其志也。”

可以说，戴名世的愤世嫉俗、遗民心态，及其籍一人之力为晚明作史鉴的夙愿，为其招来杀身之祸。

史学界人士认为，《南山集》案发，在一代史学巨星陨落的同时，清政府高压滥杀的文字狱政策，也使得大批知识分子如履薄冰、噤若寒蝉。文史学术思想的发展和解放受到极大压制，其对中国学术文化思想发展的负面影响难以估量。

桐城三祖文坛成派，天下高文归于一县

合肥市庐阳区桐城路上的“桐城派历史人文之光”照壁浮雕墙。该浮雕由国家一级美术师、雕塑家徐晓虹创作，围绕“桐城四祖”戴名世、方苞、刘大櫆、姚鼐及曾国藩、吴汝纶等桐城派名人为主要塑造对象。  东方IC 图

也许是因为物至极则必反，在先贤们付出血泪乃至生命的代价后，桐城文士迎来了学术发展的黄金时期：桐城成派，并涌现出方苞、刘大櫆和姚鼐三祖大家。

目前学术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桐城派古文运动滥觞于雍正朝内阁学士、乾隆朝礼部侍郎方苞。

方苞（1668—1749），字凤九，一字灵皋，号望溪，桐城人，清代著名文学家，桐城派散文创始人。

方苞幼聪颖，六岁即能背诵诸经，24岁至北京入国子监，以文会友，声誉鹊起，被称为“江东第一”，大学士李光地称赞他的文章是“韩欧复出”。32岁举乡试第一，39岁中贡士，以母病告归，未应殿试。

因与同乡戴名世交往甚密，又曾为《南山集偶钞》作序，方苞被株连下狱，定为死罪，后经康熙重臣李光地多方营救，方免死出狱。康熙六十一年（1722）充武英殿修书总裁。雍正九年（1731）授左中允，次年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后升内阁学士，充《一统志》总裁。乾隆时授礼部侍郎，先后为《皇清文颖》《三礼义疏》副总裁，“经史馆”总裁。75岁告老还乡。

方苞治学尊崇宋儒程朱之说，治经求其义理于空曲交会之中。他将道统和文统结合起来，首创“义法”说，为桐城派散文理论奠定了基础。其著作总名《方望溪全集》，其中《左忠毅公逸事》《狱中杂记》《辕马说》《田间先生墓表》等都是传世之作。

方苞之后，刘大櫆继之成为桐城派中坚人物。

刘大櫆（1698—1780），清桐城人。早年抱“明经致用”之志，但屡试不中，遂“退而强学栖迟山陇间”。刘大櫆好工文辞，以才气著称。其文学活动主要在乾隆时期，创作了大量诗歌、散文。他的文章既少歌功颂德、妆点“盛世”，也不多指斥时政、揭露现实黑暗，代表着下层正统知识分子的一般思想状况。

刘大櫆修干美髯，性格豪放，纵声读古诗文，韵调铿锵，喜饮酒，好吟诗。雍正四年（1726），刘大櫆初至京师，年富才盛，文动京师。方苞得其文，赞他是韩愈、欧阳修一流人物，一时名噪京城，士大夫多愿与其结交。

乾隆六年（1741），刘大櫆由方苞举荐应博学鸿词科，却被大学士张廷玉压制落选。张后知刘大櫆为同邑，深为惋惜。乾隆十五年，张廷玉举其参试经学，又未被录取。60岁后为安徽黟县教谕，数年后告归，居枞阳江滨不再出游，以文学教授生徒，默抑以终。

刘大櫆著有《海峰先生文集》10卷、《海峰先生诗集》6卷、《论文偶记》1卷、编《古文约选》48卷、《历朝诗约选》93卷，纂修《歙县志》20卷等。代表作有《答吴殿麟书》及《论文偶记》等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