亳州汉字砖：东汉时代的社会记忆

原标题：亳州汉字砖：东汉时代的社会记忆

三朝帝都亳州，孕育了独具风格的一方文化，养育了无数灿若星斗的风云人物，遗下诸多文物古迹，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东汉末年的曹操及其背后的家族轨迹。

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原亳州城南部及涡河以北形成了许多庞大的孤堆，这些孤堆蒙着厚厚的历史尘埃和迷雾，后人不知道什么朝代形成的，只知道它是古墓。在历史演进的刀光剑影中，这些墓都遭受过人为的破坏和盗掘。

亳州汉字砖：东汉时代的社会记忆

揭开汉代字砖面纱

20世纪70年代中期，全国开展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农民在施工中渐次发现了一些文物遗迹，其中有被盗后的大孤堆，也有深埋地下的矮土包墓。为了抢救文物，著名考古学者李灿带着亳县一批考古工作者，对位处城郊的东汉古墓进行抢救式发掘，先后发掘了董园村一号、二号汉墓，元宝坑村一号汉墓，袁牌坊村一号、二号、三号汉墓和马园村汉墓等数墓，先后出土有银缕玉衣、铜缕玉衣、象牙尺等珍贵文物，同时还意外出土了一批汉代字砖。

李灿带着助手对发掘出土的文物进行细心地整理，使他感到惊愕的是这些大墓原来都是曹操家的祖坟，通过考证出土文物和查阅《水经注》，特别是对字砖逐块编序、记录、辨释，知道了董园村一号墓是曹操父亲曹嵩墓，二号墓是曹操祖父曹腾墓，该墓出土了银缕玉衣、铜缕玉衣。马园村墓出土了曹操长女的“曹宪印章”，该墓经考证为曹宪墓。

国家文物局闻讯后，及时派相关专家来亳，现场勘察后给以很高评价。一同赶来的《文物》编辑部同志希望李灿赶时间写出发掘报告。为纪念毛主席视察安徽20周年，《文物》编辑部准备出一期特刊，希望李灿的文章能在这期特刊上发表。李灿先后撰写了《亳县曹操宗族墓》、《亳县曹操宗族墓字砖与画像石》，分别发表在1978年第8期《文物》月刊及1978年12月《文物资料丛刊》第二辑上。

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田昌吾研究员撰写的《读曹操宗族墓字砖刻词》，也同时在《文物》刊发。这些文章发表后，引起了全国轰动。“曹操宗族墓群”被评为建国三十年重大考古发现。

如今，这批字砖的拓片，在尘封40年后，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这是亳州文化史上一件盛事。这些字砖，蕴含信息丰富，通过对其解读，可以复原亳州当时图景，打开一扇管窥东汉时代政治、经济、文化之门。

汉字书体的演化

华夏民族从商代开始，逐渐摆脱了结绳或画图记事的蒙昧时代，文明的曙光开始在中原冉冉升起。

殷商民族把文字创造出来，刻在龟的腹甲上，叫甲骨文，不久他们又采取技术，把这种文字进一步铸在青铜器里面，这就是金文，也叫钟鼎文。

到了周朝初期，仍以金文为主，但由于使用难普及，有人逐渐发明了用松烟做成黑墨，用狼或羊身上最好的毛做成毛笔，又用竹子削成长条状，一头穿眼，用绳子连在一起，叫做竹简，于是他们就用笔墨写在竹简上，成为周朝流行的竹书。竹书字的书体叫大篆。

周朝是分封制，有三千余国，分封的各国根据本国情况发展出自己的一套文字，所以各国文字有相通的地方又存在差异，到了战国时期由于兼并，国家少了，但文字仍然是各写各的，有明显的地域差别。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对各国的文字、货币、度量衡进行了统一。并统一了书写方法，秦统一的文字叫小篆。小篆书体现存世的唯一作品就是秦始皇登泰山，李斯为其书写的《嶧山碑》。

到了汉代小篆书写方法已演变为隶书，并称为汉隶。大约在西汉末至东汉初，隶书正式取代小篆成为官方正体，这时的隶书，已不用竹简书写，而是用丝织的一种帛，写在帛上又称为帛书。既然两汉时代书写的是隶书，那么真楷、行书、草书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它们的关系是什么？这些问题，史料没有相应的记载。

436块字砖包含四种书体

1964年，南京出土了东晋王兴之等人的墓葬，王兴之和王羲之是兄弟。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先生根据王兴之墓志文字书体，写了《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发表于《文物》1965年第6期。

郭文意思，时人多说《兰亭序》是东晋书圣王羲之所作所写，王羲之与王兴之是兄弟俩，由于王兴之墓志文字书体与王羲之《兰亭序》之行书书体大不相同，推断王羲之《兰亭序》是后人伪作，从此引起了一场关于《兰亭序》真伪的全国性学术辩论。

恰逢其时，亳县曹操宗族墓出土了文字砖，砖墓有两座。一是元宝坑村一号汉墓，墓主人系会稽郡守曹君，出土阴刻文字砖140块，用朱砂将文字写在砖上的6块，合计146块。二是董园村一号汉墓，墓主人系太尉曹嵩，出土字砖163块，其中阳文印字砖88块，印字相同，只作一个编号。阴刻画像砖1块（天马行空），余为阴刻文字砖。

二墓合计字砖309块，共有文字约1300字。观察这批文字，含有隶书风格的有两三个字、章草四字，其它均属真楷、行书和草书、狂草。这批字砖实证了中国各种文字书体在东汉末期已经形成，可以说，曹操宗族墓字砖书体仿佛是各种文字的大会展，实在令人惊奇。

这批字砖的书写时间，比东晋王羲之的《兰亭序》要早一个半世纪，据此推断王羲之所书行书理所当然，不存在后人伪作的问题。正是亳州出土的字砖，佐证了兰亭序的可能，弥补了史料的不足。

1987年为物探考古试验，亳州发掘了曹四（氏）孤堆墓群最北的一个附属小土包墓，定名为曹四孤堆附属一号汉墓，该墓经考证是豫州刺史曹水的墓葬，发现字砖70块。该墓发掘报告发表在《考古》1988年第1期。

曹墓出土字砖的除上述三墓外，相继发现的还有张园村一号汉墓，字砖26块；袁牌坊村二、三号汉墓，字砖16块；白果树村汉墓，字砖15块。上述文字没有公开发表。

以上三墓均属曹操宗族墓，但墓主人名字不详。三墓出土字砖共57块。

截至目前，曹操宗族墓共出土字砖436块。

需要说明的是，有的字砖刻字有多面，拓片自然就增多，然编号仍按一块字砖计算。

至于未发掘的曹氏宗族墓还有没有字砖？有多少？目前是个谜，将等待后人解开。

东汉时期的谯城三大望族

东汉时期，亳州谯城属沛国谯郡，又是豫州刺史治所。那时谯城有三大望族，即曹氏族、夏侯氏族、华氏族。曹氏族中以魏武帝曹操称著，夏侯氏族有夏侯惇、夏侯渊，华佗神医是华氏族最杰出的人物。

谯城涡河北岸约五里范围内，是当时夏侯氏墓葬区，原来也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孤堆，由于历代黄河泛滥淤湮，有些夏侯氏墓孤堆被湮于地下，还有一些微露出地面。目前，已发现并发掘的有三座墓。

城北五里汪张村一号汉墓，是周围的群众深翻土地时发现的，该墓出土字砖共88块，墓主人不详，一号字砖刻有“沛相长史叩头”，从中推测该墓主人很可能是沛相国。

涡河北岸原亳县化肥厂扩建玻璃厂，在挖地基时，发现了一座夏侯氏族墓，共出土字砖33块，一、二号字砖均有“沛国”字样。

刘花园村墓，是农民疏浚一条小河时发现的。村民先后发现4座孤堆状夏侯氏墓葬，有三座位处河道的边缘，疏通小河与墓无防，没有发掘，唯刘花园村的一座，位于小河道中心，且破坏严重，经发掘仅发现字砖5块。

以上三座夏侯氏墓共出土字砖126块，墓主与曹操宗族墓同期。

9平方公里的曹氏宗族墓群

曹氏宗族墓群到底多大？据考证，北到护城河，南到曹氏孤堆，西到小刘庄南，东到白果树，大约9平方公里。

曹氏宗族墓群，总共有40座左右墓葬。现已发掘的董园2号墓（曹腾墓）、董园1号墓（曹嵩墓）、马园2号墓（曹操长女曹宪墓）、元宝坑1号墓（曹庖墓，未见经传）、曹四孤堆附属一号墓（曹水墓，没见传记）、袁牌坊3号汉墓和张园1号汉墓（墓主人身份不详、曹氏族人）等。尚未发掘的，除埋藏地下的以外，还有曹操公园内的曹四孤堆、观音山孤堆、薛家孤堆等。曹氏宗族墓群出土的珍贵文物有银缕玉衣、铜缕玉衣以及刻有各种字体的300余块汉砖等。

出土的文字是汉末社会生活的活化石，可以从社会、经济、文化、艺术、民俗、语言、外交等不同视角加以深入研究，可以说，这是难得的宝藏，每块字砖后面，都有丰富的故事。

“有倭人以时盟不（否）”，这块字砖反映了中、日之间的经济、文化交往，曾引起日本国的震动，日本学者专程对此考察，后来，日本的学术机构曾邀李灿先生前往，就此问题交流探讨。这个砖是谁刻写的？做砖的工匠、倭人抑或监制砖的工头？目前难以确认。这句话反映的是倭国内部大乱后的结盟，还是侨居亳州的倭人与地方上某一团体结盟？还是曹魏对倭国动乱的调停？这些推测均有合理成分，但一时难有定论，李灿等学者更倾向于后一种解读。

遗憾的是调停的过程，结盟的具体条款内容，限于字砖文字数的局限，没有记载下来。当然也不排除刻写的砖文，深埋在地下某个地方，暂时没有发现而已。

元宝坑出土的字砖里刻有“苍天乃死”，这块字砖已被国家博物馆作为一级文物调走收藏，“苍天乃死”是太平教鼓动民众造反的口号。“太平道”创始人张角，以行医治病为幌子，在河北兴教传道，徒众渐渐增多，并在底层暗中传播“苍天乃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谶语，于公元184年发动了黄巾军起义。墓砖中的“建宁三”、“四月四”为年月，以此推断墓的建造时间应为公元170年4月，说明太平道教徒及传教活动，该年已盛传民众当中，当年豫州（亳）是“太平道”重点活动地域，造砖工人中已有不少信奉太平道的教徒。(本文作者系市委副秘书长、市直工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