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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等多省政府性债务远超全国平均水平 今年为还款高峰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从2013年的审计结果看,乡镇政府的债务总额虽然达到3640多亿元,但在地方债的占比仅为3%左右,远低于其他三级政府的负债率。43号文规定,截至2014年底的存量债务余额应在2015年1月5日前上报;从2016年起,只能通过省级政府发行地方政府债券方式举借政府债务。

原标题:地方政府成负债最严重公共机构 今年为还款高峰

2015年是地方债还款的高峰年,大规模治理地方债也拉开了帷幕。

在刚刚闭幕的2015年两会上,地方债务问题再次成为代表委员们议论的焦点。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回答有关债务风险的问题时,尽管强调“地方政府性债务70%以上是投资性的,是有收益的”,但同时也承认“中国的确存在着个案性的金融风险”。

同时,在两会上财政部也表示,将通过债务置换的方式,缓解地方政府的还债压力。此举也被认为是事实上拉开了地方债的治理大幕。

地方债有多少?

14年前,即2001年6月19日,《中国新闻周刊》刊登了封面文章《债务政府》,报道了当时中国地方债务的情况。该文引用农村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陆学艺的调查数据称,上世纪末,中国乡镇政府负债现象相当普遍,以农业为主的乡镇几乎没有不欠债的。湖南全省2000多个乡镇,负债面高达88.2%。浙江丽水194个乡镇,161个有赤字,覆盖面将近90%。

文章还报道地处中原腹地的河南四通镇,因为欠债发不出工资,镇政府已处于瘫痪状态。除了书记和镇长外,其他干部都罢工回家。当时,镇党委书记雷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外债就像石头一样压在身上,让人情绪低落,无心考虑发展。”

在那篇封面文章中,农业部一位已经离休的司长郭书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00年中国每个乡镇平均负债大约为400万元。以此推算,中国近5万个乡镇,当年债务总额应在2000亿元左右。

十多年后的今天,地方政府成为中国负债最严重的公共机构,地方债务问题也发展为中国最棘手的难题之一。

审计署2013年针对全国债务审计的报告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债务总额为17.8909万亿元。其中,负有偿还责任债务为10.8859万亿元,占60.85%;具有担保责任债务为2.6656万亿元,占14.90%;承担一定救助责任的债务为4.3394万亿元,占24.25%。

地方政府债务包括省、市、县、乡四级政府的债务。2013年的那次审计显示,这四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债务分别为1.7780万亿、4.8434万亿、3.9573万亿和3070亿元,分别占比16%、45%、36%、3%。不难发现,四级政府债务负担差别很大,市县两级政府占比较大,两者占据了81%的比例。

2013年6月至今,地方债务新增了多少,目前仍无确切的统计数据。不过,业界普遍相信增量不会少。

当前,地方债务最突出的表现就是问题严重,且难以有效监控。据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何维达教授等人实地调研,江苏、广东、浙江、甘肃、安徽、山西等多省的地方债务数额远远超过官方公布的全国平均负债水平,并且呈现不断攀升的趋势。

据何维达介绍,不少地方疯狂举债,已经到了不计后果的程度。他说,“一些地级市、县(市)、政府大规模举债建设‘新区’或各类‘园区’,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总量亦在不断累加。例如无锡、新余等地,由于支持太阳能光伏产业盲目发展,政府的担保债务超过百亿元人民币,现在已基本无力偿还!”

更为严重的是地方债务透明度差、隐蔽性强,缺乏有效的监控,目前多处于失控或半失控状态。2010年末,中央开始严控地方政府性债务。但即便这样的情况下,省、市、县地方三级政府性债务仅两年半就增加6.8万多亿元。显然,中央对地方举债的管控并未明显见效。

债务从何而来?

如此大规模的地方债务从何而来?

王惠玲,加拿大多伦多大学政治学系副教授,曾对中国地方债务问题做过系统研究。她发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中国基层政府牵头成立了大量乡镇企业。这些企业从农村信用社借贷,然后通过税收和非税收渠道为基层政府提供了充足的财源。但至90年代末,多地出现了乡镇企业大规模倒闭、改制的浪潮,其所欠的债务自然由这些企业实质上的所有人——乡镇一级政府承担下来。

这一观点与《中国新闻周刊》当年的报道相吻合。《债务政府》调查发现,乡镇债务主要形成于1994年前后,此后呈逐年增长趋势。文章还专门举了湖北省监利县的例子,“1995年,该县30%的乡镇负债或收支平衡。到2000年,90%的乡镇财政有赤字,平均赤字不少于400万元,负债不少于800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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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康鹏飞]

标签:地方债务 理财产品 农村公共服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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