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萨尔：马克思民主观与当代社会运动

马丁•萨尔（Martin Saar）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社会科学系的非公聘讲师，目前在汉堡大学讲授实践哲学，曾就尼采、斯宾诺莎、福柯以及当前政治理论问题和社会哲学问题发表过文章。

全球资本主义所遭遇的危机再度激发了公众对那位资本主义最深刻的分析者和最尖锐的批判家的兴趣。1989年以来，卡尔•马克思在西方国家社会科学、哲学和公共讨论中还从未被如此普遍地援引过。再也不能说“马克思主义终结”了。我们可以观察到，恰恰是年轻的一代正以一种无拘束的、实验性的、非教条主义的态度来对待这一多样化的理论传统，并对其进行生产性的阅读、吸收和运用。 

这些讨论中特别活跃的一支并没有围绕马克思的理论核心，即他对资本主义的分析，而是在关注他对政治斗争和进程的描述与研究。从这个角度看，马克思对体系演变的阐释已显得不太重要且难以沿袭，真正重要的是他对具体历史环境和制度环境下政治活动者的具体行为的观察。因为在此可以看到，马克思除了他的阶级理论、国家理论和历史理论这些近乎模式化的理论范畴之外，他还曾经非常有针对性且特别多角度地分析过，新的政治活动者是如何形成的，他们怎样在国家和经济之外获取具体行动能力。今天各国内部和整个世界都面临错综复杂且活跃的政治格局，而马克思的这类观察恰好可以给人以启迪。 

借用马克思，可以质疑制度化的官方政治机构（如国家机构、政治代表或经济机构）与近乎流动的、常常只是局部地组织起来的政治主体和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这些非官方政治主体和社会运动在争夺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方面起着核心作用，我们称这种对影响的争夺为“政治”。为上述讨论提供重要术语的，则是一些非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后马克思主义者”），如安东尼奥•聂格里（Antonio Negri）、保罗•威尔诺（Paolo Virno）、艾铁尼•巴利巴（Étienne Balibar）、雅克•兰西尼（Jacques Rancière）、米格尔•阿本苏（Miguel Abensour）或阿兰•布罗萨（Alain Brossat）等。他们提出，马克思思想中被视为反抗者的不仅有无产阶级，还有那些处于中间形态或者特殊形态的集合性主体，像“群氓”、“群众”或“平民”这类概念就是这些集合性主体的隐喻名称。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启迪之下，年轻的理论家们（在德语学术界有奥利弗•马尔夏特Oliver Marchart和伊莎贝拉•洛雷Isabell Lorey）考察了构成政治反抗的无形的、无经典代表人物的形式，这些反抗形式如今正表现为反全球化运动、各式各样的大学生抗议活动、政治网络行动主义、对短工雇佣无保障的抗议以及最近各种形式的“占领”活动。 

这些很有时效性的问题使人们对作为政治作者（而不是哲学作者或经济批判理论家）的马克思产生了兴趣。一方面，这些问题让马克思那些篇幅较短，研究历史或剖析时代的文本拥有了新的意义，比如《法兰西内战》中论述巴黎公社的几页文字，马克思在其中以生动的笔调描述了革命工人自发的自我组织。马克思认为，这场政治斗争的力量在于，新的政治参与形式在这里得到了试验，它使得社会作为整体正发生“变化”，它向持怀疑态度的局外人传达了“巴黎新世界”这一印象。 

另一方面，与此相联系，马克思一些早期文本所具有的“极端民主”正以一种新的方式显现其活力。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的《法哲学原理》时写道：民主制是一切国家形式的真理，甚而是“国家制度一切形式的猜破了的哑谜”（译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1版第1卷第281页，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这表明，民主对他而言并不止是一种特定的制度形式（例如议会制）。马克思认为，民主是对于现代政治状况的一个更为根本的“真理”的表述，即所有相关政治主体的意志和利益都可以在这些政治状况中得以体现并受到应有的重视，当不受统治结构的阻碍，对其予以阐明应该是政治批判的主要任务。 

通过反抗与自我组织这些元素来进行颠覆与变革，对此的敏感以及在坚持“极端民主”方面毫不妥协的责任感使得马克思在今天重新成为我们的同时代人和对话伙伴。马克思没有为日渐无法控制的经济体系所遇到的难题提供现成的解决办法，也没有为21世纪条件下怎样建立合理的政治秩序形式提供答案。但是他指出了找寻可能的战略和原则的方向，即在政治斗争和诉求的层面上去寻找，只有这其中才会得出结果：谁是集体行动的合法层级。因为正是这些为参与建构共同世界、为获取成为政治主体的权利而进行的具体探索和斗争决定着：谁是人民大众，他们具有何种能力。 

（来源：歌德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