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盛良：突破禁忌的温情艺术

“想象，一座城，上海弄堂里的闺阁，说不好就成了海市蜃楼，流光溢彩的天上人间，转瞬即逝。”张盛良有些唏嘘，倒也贴合他身上裹挟的清寒气质。

张盛良，墙绘工作者。让他感怀的是上海康定路石库门街区，与著名的南京西路仅一箭之遥。和许多被拆迁的街区一样，这原本应该很快就会消失在人们的眼中和记忆里，却在来自法国的涂鸦艺术家Seth手中，作了短暂停留。

指甲缝隙尚余漆墨，他低头看了眼自己的手，“最近很忙，一直带着团队在旅游”。 他笑称整个团队现在是居无定所的流浪者，“整天在不同城市飘着，给他们创作墙体的涂鸦，可不就是居无定所吗。”这当然是他戏谑的一番话。

对于张盛良的乐观，真切的可以触摸。“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很难，梦想这个词通常很伟大，而我一直在做这些。”永不放弃对美的极致追求，张盛良依然在坚持行走，坚持自由，他说人生并非苦旅。

不过一场体验

涂鸦艺术，带有时代色彩的艺术行为，墙绘艺术的一种。张盛良谈起他和墙绘的渊源。

自小学美术出身，无师自通，直至高中才开始系统的学习绘画。张盛良坦言当时中央电视台教儿童绘画的节目是他的启蒙老师：“那个时候教绘画和现在教儿童绘画不同，她会给个主题，直至今日，我还清晰记得那位古稀女教授在电视上的一颦一笔，画作生动传神。自此，我便对绘画一见倾心了。”

就这样，那位不曾碰过面的古稀女教授画一笔，张盛良拿张白纸临摹一笔，学了几年后，在一次绘画比赛中，他被选送的画不出意外地取得了名次，这件事给了他极大鼓舞。

艺考时，作为老师的得意门生，却为了往后生计，不得已，他放弃了纯艺，走上服装设计。温州大学的学习，他是感恩的：“你能深刻触到一方水土浸润一方人这句话，温州本地的学生很少提到毕业后该去哪儿工作，他们提到更多的是自主创业，这点，我们学校也有政策扶持，学校鼓励学生积极创业，很多中国创业成功的大咖经常来我们学校讲座，包括俞敏洪等。在温州大学，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会自主、独立，真正意义上的。”这对他以后性格的塑造有极大意义。

谈及进入墙绘世界的缘由,张盛良倒是直言不讳:“只是毕业择业的一个选择罢了。”多数人想要成为画师,可能是由于迷上纯艺,或被一道风景的壮丽惊艳,再不然是向往工作室惬意馨香的氛围。而像张盛良这样简单的表达却是直白得让人踏实。比起虚浮造梦。

刚去广州闯荡时，张盛良从事的也并非墙绘，兜兜转转中，他发现纯艺仍是心中所念，想那种纯粹。虽然大学专业是服装设计，他自言，其实并不那么喜欢，所以会经常跟着纯艺的同学蹭课学习。“墙绘严格意义上算不得纯艺，但是绘画过程已经很近了，墙绘只是墙体的软装饰。能把爱好过成职业，已经甚是满足。所以毅然辞了职，回到合肥。”说罢，笑容久久方散。

涂鸦的作者将喷漆瓶当作渲染情绪的画笔，表达自己的看法和立场，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憧憬和向往。

张盛良说自己是一个相对乐观的人，几个小时的倾谈中，他提及最多的便是家庭。“工作中的困难对我的影响几近微乎其微，倘若说信仰对一个人前行弥足重要，我想，我的世界里，应是家人。”而在家庭遭遇变故后，他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再冷静的暂时逃避痛苦，进入另一个角色，贯穿角色转换的便是绘画。

在这年轻躁动的时代，还尚知责任的年轻人少之又少，又这般冷静沉着，不觉让人心生敬意。

人生这条路变幻莫测，有人把它当作目标去完成，有人看作是挑战，而张盛良觉得人的一生，不过一场体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经历的一切都是值得，不如放轻松慢慢走，才不会错过。

偏执的心不容将就

张盛良说：“就我个人而言，我将自己定义为‘公众画家’，我尝试给人们的居住环境加入更多的温情，这就是城市涂鸦的生命力。”

提到墙绘，尤其是提到“涂鸦”的时候，好像变成了一个边界话题。有些人认为街头艺术是一种犯罪，它集聚破坏、故意毁坏财物于一身……2012年的一项研究甚至试着把涂鸦定义为一类犯罪，欲从犯罪学和异常行为的理论阐释它。

在当代中国，人们对其有着两种极端的看法，一种认为这是另类艺术的结晶；另一种将之贬低成“文明素质问题”。

张盛良觉得，涂鸦作为街舞文化里很重要的一个元素，一直是较为静态，游走在法律与艺术之间，但谁都不能就此否认它们的存在价值，因为涂鸦的起源本是如此。“涂鸦的非法性，在于它所选择的地理位置，而非它的内涵、或者作画的形式。涂鸦被街舞文化所吸纳，也许正来自它的反叛宣示。”

曾经意识上的涂鸦似乎总离不开无厘头和疯狂，散发青春的荷尔蒙味。张盛良表示，现在涂鸦者自称作家，意即更看重精神传达，而非单纯的视觉刺激。”

无论是欧洲的马德里还是南美的布宜诺斯艾利斯，直到今天仍能在大街上和地铁站里见到涂鸦家们的作品。

我们每个人大概都干过涂鸦的勾当。学生时代，在教科书上、练习簿上、课桌上、墙壁上，每个人都凭着自己个人的兴趣，随心所欲地涂涂抹抹，为此没少挨批。

一代代下来，这种重复似乎是人生不可逾越的必不可少的阶段。而对于某些人来说，它不止是不可逾越，甚至于成了他们的一种职业，更高级的是把它变作了一种艺术。

张盛良团队更愿将自己的作品称为中国的涂鸦，没有无厘头、疯狂、侵犯及青春的无理发泄。“工作的特性致使我们每天都在不同的城市，每到一座城，我会有意无意间记录这座城的痕迹，或风景或人文或建筑，然后用在我的作品中。”

现在的墙绘不仅采用了大众传播媒介中的时髦题材，而且还从过去的艺术传统中汲取养分。涂鸦，只是街头文化静止的表现形式，它可以是政治的，可以是人性的，甚至可以没有任何含义。它是来源于最直接的内心的声音，色彩明艳，声音铿锵，个性张扬。

尊重艺术生态需要野性

作家诺曼梅勒在她出版的《涂鸦的信仰》这本书中，把涂鸦的现象看做是对罪恶的工商文明之种族性反叛，并将它浪漫地解释为社会自由的无秩序显示。

涂鸦主要的介质为墙，但进入20世纪后期，涂鸦所创作的介质不只是墙了。到了21世纪，许多年轻人把涂鸦与时尚的嘻哈元素结合，向多元化发展。

谈至兴起，张盛良分享了一个“before I die”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更多荒废的场所渐渐成为街头艺人们的乐土。其中，不乏很多有趣、甚至引人思考的涂鸦艺术作品。candy chang居住在新奥尔良市。她把社区里的一栋废弃房屋改造成一块巨大的黑板。她在这块黑板上写满了同一道填空题——“在死之前，我想……”邻居们则填上了各种或是惊奇、或是辛酸、亦或是风趣的答案。

随后事件不断发酵，这块巨型黑板从那以后不仅仅成为他们社区里的一块明镜，全球73个国家及地区纷纷参与其中，展开了“before I die”活动。而在国内，也举行了这样的活动，只是好像离街头艺术渐行渐远，更多地变成了三观很正的校园活动，我们无怪于国内的创造力。

涂鸦艺术进入中国时间还很短，涂鸦的风格基本承袭西方涂鸦，还没有形成中国涂鸦艺术自己的独特面目，这在上海莫干山路涂鸦墙上即可见一斑。如何对待涂鸦艺术，其实这体现了一种艺术生态环境。

1.25公里长的重庆黄桷坪涂鸦艺术街，受到一些学者质疑，就是因为这些涂鸦是“有组织”、“有规划”的——由艺术院校艺术家设计，再分包给学生和“棒棒”们按比例放大到墙面上去的。这样的涂鸦艺术是“伪造”的，失却了涂鸦艺术最具价值的“野性”。

气行有志临阁斗，心履无痕上青云

墙绘不仅仅是一种简单的壁面装饰手段，更重要的是它贯穿着一种人文的关怀和对美的追求。作为一位艺术家，张盛良团队所做的就是让他热衷的墙绘成为大众广为接受的一门艺术，让这个概念深入人心。

虽是一个新的团队，但他们并没有心思摇旗呐喊团队建设的重要性。成员间彼此的默契自不必多说,通常一个眼神就心有灵犀。在张盛良看来,当今时代墙绘的主力消费群体是年轻人。因此,在坚持自己创造的同时,他也希望能在设计视觉上更年轻化。良好的市场反馈让团队信心满满,他们将自由的生活理念和不羁的玩乐态度融入作品设计,也在看不见的地方保有对墙绘不羁的坚持。

“金大地1912会是几代年轻人的回忆，在这里能嗅到青春、活力的味道，她包容，包容不同文化，哪怕主流意义上带有亚文化色彩的艺术，在这里能感受到更开放的多元文化。”张盛良似回忆的说道。

墙画原本就会随着这些古老的街区一起消逝，不过我已经留下影像记录，只想用自己色彩缤纷、构思独特的墙绘为这些独特的画板留下无声纪念。

涂鸦，就是为了不知去向。我们只是在写实的伤口上，撒一点忧伤的盐。

一座城市的惬意与城市中的行者的心态息息相关，庐州，这座承载着近两千年文化的古城，正以兼容并包之心拥抱着每一个梦想者、容纳着每一个新事物。我们想做的，只是在某一天，熟悉一角覆灭时，唤起人们对城市历史的记忆。

文 | 夏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