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成明:“真相”还原者的未知世界——专访安徽广播电视台副总编辑禹成明

一张纸。揉皱的纸。褶皱如山脉,影翳似阴阳。

这是禹成明纪录片随笔专著《真相与谎言》的封面图片,源于他自己的创意。一张待被抚平的白纸——这份禹成明对书名的意象解读,代表着他心中对纪录片的理解:“影像的建立、存在,让试图遮蔽人类良知的行为遁形,令晦暗隐藏的历史复原。”

禹成明气质清儒,俨然与大众印象中“饱经风霜”的纪录片人形象有不同。作为一线纪录片编导出身,他的书生味中裹挟着滚烫热血,和听者共享着骨血里的朗朗振奋。这个在安徽乃至中国纪录片人中都身享后辈尊敬的“领军人物”,在安徽广电中心的42楼湖景无限的会议室里,用“纪录片”将自己与这城市、这土地、这时空产生维度连接,与我做了一场事关“未知世界”的“打捞”与“探究”。

Vol.1 结缘纪录片

虽然做了30年的纪录片,但禹成明曾认为自己没什么文艺细胞。

80年代初,他从安徽大学图书情报专业毕业。这个信息管理相关的生僻专业在禹成明眼中充满方法论,对从事各个领域的工作都充满裨益,“只要有感兴趣的切口,目录学和搜索的专业基础都可以让我快速介入。”

1985年,禹成明“误打误撞”进入了安徽电视台,被分配在文体部。“我那时都搞不清文体部是干嘛的,以为专搞文化,进来才知道是做文艺的。”这一度让 “非文艺青年”禹成明头痛——在此之前,他已有着数万字的杂文和随笔发表经历,是个满腹装着“家国情怀”的“文学青年”。彼时的禹成明并不知晓,日后他还将有着制片安徽第一档娱乐节目、掌舵安徽春晚近十年的职业历程。在这段未知区间的初点,禹成明在找寻一个关于理想的突破口。

1986年的中国荧屏,远没有形成栏目化的纷繁运作。央视仅有两套节目,专题片、纪录片成为当时晚间时段的荧幕常客。3年前火遍全国的纪录片《话说长江》开启了中国人对人文电视片的认知与需求,《话说运河》、《望长城》等同样获得了成功的纪录片让禹成明茅塞顿开——被分配做文艺专题的他,对这种二三十分钟篇幅的小专题片燃起了热情。尽管在最初,禹成明认为这种“热情”的缘由是自己内向的性格。

“那时年轻,比较楞,也不太敢和大多人打交道,就喜欢这种规模小型的工作,它不需要你有过多的交际,出去拍片,灯光、摄影、剧务加起来也就三四个人,最多五六个人。现在拍片,动辄出去一个组就几十人,那时真是无法想象的。”

出品周期的特殊性,让纪录片人的日子总是走得很快。一年年过去,禹成明参与编导的《无梦到徽州》《仰止天柱山》《告别西递》等作品相继出炉,皆在央视一套的黄金档纪录片周播栏目《地方台50分钟》播出。如此两三年后,禹成明开始尝试自己选题。

时间恰进入90年代,社会在急剧变迁,“打工潮”渐渐出现,在这场洪流中,“安徽小保姆”作为一个夹杂些许贬义的词涌现在社会上。为与这种社会歧视为抗,禹成明和央视的陈晓卿、马伟平等几个皖籍编导一拍即合,用近两年时间跟踪拍摄了一部聚焦“安徽小保姆”的片子,名叫《远在北京的家》,誓为这些坚毅善良的安徽农村年轻女性正名。这个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看来,镜头和脚本并不算精美的片子,却因生动的写实与人情的记述,拍得禹成明热血澎湃——这让他回归了写杂文时的民生关注。“有人认为纪录片就是电视的报告文学,所谓‘记录’,就是要着眼于社会与现实。”1993年5月,片子在央视播出,引发评论界与观众的热切关注;同年,该片获得中国四川国际电视节“金熊猫奖”最佳纪录片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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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 专执与坚守

禹成明觉得自己幸运,赶上了1988年到1998年这业界公认的中国纪录片“黄金十年”,成为中国纪录片萌芽时期的参与者。“现在我们常会怀念80年代,刚刚改革开放,年轻人积压已久的青春活力喷薄而出,流行音乐、诗歌、话剧、哲学等等在社会风靡,每个年轻人的欲望都在蠢蠢欲动,浑身有着使不完的劲。”

那是一批中国纪录片大腕雄起的年代,康健林、祝丽华、夏燕平等等,因着他们的影响,禹成明将“人物片”锻炼成他的一份坚持与强处。《雕塑大师刘开渠》《汪静之》《王莹》……他接连拍摄了一系列的“中国文化名人谱系重要构成”。

“讲述人的故事,深入人的内心世界,探秘浮华世态中个体生命生存经历的真相。”——禹成明在自己的书里这样写到他对人物片的追执。但他紧接着也剖白当年的憾处:“由于当时摄录设备的局限,以及记录理念的欠缺,我们离真实的记录相去甚远,丢失了许多真实宝贵的信息。”于是多年以后,禹成明对安徽电视台的纪录片导演们给出的拍片指导,首要就是:“要为未来的文化需要做储备”。

35岁以前,禹成明已经将国内可以斩获的纪录片、甚至文艺类大奖全都收入囊中,中国电视文艺最高奖“星光奖”一年就拿了两座。他的片子基本概括为历史文化类、纯纪实类和地域文化片。“我生在60年代,从小接触的环境在现在年轻人看来,或许是匪夷所思的。学工学农学军占据了大部分的年少时光,加上有着革命背景的家庭,我一直被教育要有悲天悯人的情怀。这些情怀嵌在骨子里,观察问题也更喜欢着眼现实记录与历史思考。”

1993年,禹成明开始步入管理岗位,并担任安徽台第一个在卫视播出的节目、也是安徽首个综艺节目《今晚我们相会》的制片人。从事管理工作,成为禹成明自省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开端,逐渐走出属性太强的书生气,让自己的思维与视野更加“明朗”;而从纪录片走到娱乐栏目,禹成明也需要接纳与发掘“电视”多元的本身。

“电视是个四不像的艺术,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专长。它有有趣的地方,它完成你的想象力,并传播到你所不知的陌生人那里。”给他感触最深的是春晚,偌大的演播厅空空荡荡,一个月时间搭台,十天时间彩排录制,剪辑后在卫视甚至海外平台播出,让千家万户在节日里得到愉悦;而在演播厅里,仅仅在录制完成的第二天,它就恢复了原样,空空荡荡,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一样。“有时我看着这样的演播厅就觉得有趣。电视是永远热闹的,它带给你一些小小的成就感,甚至虚荣心;背后有辛苦,有孤寂,这个你电视人自己来消化。”

至今,禹成明管理着安徽广播电视台的地面频道,带队做了上百场晚会。这庞大的管理工作量背后,他依然对纪录片充满着挚爱。目前纪录片在安徽台保持着一年四五部、共十五到二十集的出品量;专职做纪录片的编导达30人,在全国卫视中,规模算大型。安徽台对于纪录片的专执与坚守,成为了它的一处闻名。

“我总觉得现在我们电视的类型太单一了,新闻、综艺、电视剧三大类基础节目类型,现在综艺和电视剧偏多。这本身没什么不好,但新闻类、纪实类的东西可以相应更多。在美国、欧洲电视平台,纪实类节目运作相对成熟,甚至已经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在中国,纪实类节目有发展空间。安徽台具备制作纪录片的人才条件,会在这种电视类型上多做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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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 “纪录片人最好的时代”

2011年,央视纪录频道开播;2014年,广电总局增加对国产纪录片的扶持基金,并要求各卫视每天固定播放国产纪录片。国产纪录片在经历了新世纪最初十年的低速前行后,又一次迎来了前景旖旎的春天。而在此之前,安徽电视台已经在禹成明的带领下,成为国内电视纪录片的生产重镇之一。在广电总局发文扶持、电视纪录片人正欲大为一场的那年1月,安徽电视台已经交出了与央视耗时两年合拍的大型纪录片《大黄山》这份成绩单。这部6集的“黄山百科全书”,在叙事和技术上皆运用了国际化的崭新技巧,在观众群与评论界获誉颇丰,业内有人称:“拍摄一部这样的作品,是很多电视人的梦想”。

而作为总监制的禹成明,一度想要弱化自己在安徽台纪录片矩阵中的角色与作用,对于麾下众多导演口中“偶像式的领军人物”的衔徽,他觉得不安,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吹哨子的人”,做的事是集合与服务:“我不认为自己是个‘培养者’。导演不是培养出来的,需要的是个人努力加机遇再加天赋。天赋和悟性能让人参悟万事和自我。生活中不缺聪明的人,有的聪明人勤奋和毅力又不够,拍片同样。一个优秀的人,碰到一个好题材,会事半功倍。”

“现在是我们纪录片人最好的时代。”禹成明点起香烟氤氲,纪录片的话题进行到现在,他的思维愈发亢奋,“以前我们做电视的很羡慕做电影的,因为他们有胶片;这两年我们拍《中国文房四宝》,全部用电影拍摄设备完成,影视合流了。”他多次担任金鹰奖、金熊猫奖、加拿大班夫电影电视节等评委,见证着中国纪录片与国际交流的日趋常态化,加上近年国家也在强调“用国际语言讲好中国故事”,禹成明觉得中国纪录片到了二次发育的时候。

“目前中国纪录片历史题材多,现实题材少,有‘贵族化’倾向——毕竟历史文化类的,容易让普罗大众有距离感嘛。但媒体确实要有责任感,不能全屏都是嘻嘻哈哈的‘娱乐’。表达类型要多样化,你再小众的类型,只要是好东西,肯定是有人买账的。总有些人是要做‘精神贵族’的。网络上视频信息那么多,各种类型的年轻人都能接受到,这挺让人担忧的。”

一个智利导演曾说,纪录片是一个国家的相册。禹成明想,历史的细节就是一张张撕碎遗失的照片,纪录片就是要还原拼贴这些照片,将有褶皱的地方抚平。2013年安徽台拍摄《成本华——一个被遗忘的抗日女兵》,讲述安徽和县著名抗战女兵的故事;2015年安徽台拍摄《难以抵达的终点——二战女兵刘桂英的故事》,揭示二战中赴缅甸抗日远征军尘封的记忆……这些题材策划,是禹成明的坚持。更年轻些的时候,他用镜头记录社会百态,希望人世间的隐秘痛点可以被更多人正视;现在,他让记录聚焦历史真相,希望岁月中的珍贵命穴可以被年轻人记识。面对那些泛黄的史料照片,他的着笔往往是探究式的调查,启发式的拷问:“真实的历史,一定珍藏在某处。”

可是选择了历史,往往就充满敬畏的遗憾:“拍历史时常常就会惊叹之后有悲喜、有感怀。我们纪录片人有限的人生里,在无限的历史面前,能拍的、能做的,太少了。人生太短,艺术的生命也太短。唉,尽力去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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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 挑战那个“未知的世界”

禹成明也不总陷在这种悲悯的沉重里,他也会去电影院,坐在叽叽喳喳的年轻观众中看《疯狂动物城》和《功夫熊猫》,研究电影顶尖娱乐工业的专业性及文化的核心力。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渐次成熟,禹成明会想,我们的纪录片什么时候也能走进院线,“哪怕只被排片1%,也是好的。只要能进入院线,我们就成功了,哪怕试验探索亏些钱,也都种进步。”尽管禹成明也深知,国内纪录片的资金、人才、市场目前都各有障疑,产业链的发育期暂时漫漫,但相较于电影来说,纪录片低廉的投资成本,也是纪录片人的市场希望。“很多优秀的电影导演也在尝试拍纪录片;德国导演文德斯、赫尔佐格,美国导演斯皮尔伯格,这些闻名世界的大导演也都拍过纪录片。纪录片绝对有市场,但是需要过程。”

90年代末起曾在深圳电视台工作8年的禹成明,知道开拓“市场”于纪录片人的难度和挑战,从参与创办深圳卫视任第一任总监,到海外中心主任,再到纪实频道总监、卫视总监、集团总编办主任,禹成明在深圳这座经济发达城市的“文娱窗口”中,一直在坚持他的纪录片创作:“拍片几十部,把深圳拍了个遍。我们那个十几人团队,在深圳这个城市的边边角角、大大小小人物拍了很多,不容易。”禹成明感叹。

目前,对于每年纪录片看片量上千集的禹成明来说,纪录片意味着大部分业余时间的沉浸于中。制作纪录片的过程让他变成一个通辽杂家,看纪录片则让他成为世界上最好奇的观众。客厅里荧荧的屏幕是口无尽甬道,连接着禹成明和他一直在追寻的、沉入时光深处的各色“真相”。“ 《第三极》《天河》这种自然题材的片子让人翱翔,《寿司之神》《贝家花园》这种人物题材的让人静享,《世界大战》《淮军》这种历史类的让人沉思。我们在世上的未知太多,很多都被遮蔽了。不说远的,我们对父辈了解多少?对我们的‘根在哪’了解吗?纪录片让我们会常常思考我们与‘真相’的关系——它们离我们真的不会太远。”

职业生涯三十载,如果现在让禹成明独立制作一部作品,他会选择什么题材呢?“未知的世界。”禹成明不假思索。原来,无论是大明的帝国废都,还是二战的谍影朦胧,这些被他发现策划、即将搬上荧屏的沉事打捞,只是个开始,无谓于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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