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全对话左延安：汽车诸葛在安徽

原标题：赵福全对话左延安：聆听车界诸葛的呐喊

赵福全对话左延安

1、聆听车界“诸葛”的呐喊

赵福全：凤凰网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非常荣幸地请到安徽工业经济联合会常务副会长左延安，欢迎左总来到访谈节目，请左总跟网友打声招呼。

左延安：各位网友大家好。我现在是安徽省工业经济联合会的常务副会长。

赵福全：左总您一直在企业一线做到退休，尤其是在自主品牌既做了商用车，也在商用车的板块里面启动了乘用车，而且乘用车也做的是井井有条。大家都讲商用车能做乘用车蛮难的，因为这种理念、方法，包括人才基础都不一样，您确实在那个基础上走出来了，而且江淮的轿车系列在市场上也是得到了很大的认可，而且越来越好。想跟您交流一下，您觉得过去这么多年做下来，中国汽车产业的得和失您有什么感受？

左延安：这个话题很大，应该说随着我们国家这么多年改革开放，汽车工业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整体看进步很大，毕竟成了一个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或者叫大国。标志性的从定量、定义性两个方面讲，你是专家，我就不多说。应该说两轮产业政策对整个汽车工业的发展还是有很多的积极作用。

这里面政府通过产业政策，同时整个行业的管理部门也做了很多的努力，尤其是民营企业进入汽车行业以来，使得中国汽车工业出现了中外合资、国有大企，主要是央企，另外就是民营企业，产权结构多元化，整个格局也变的更加丰富了。应该说这个是我认为比过去那种单一的国有企业形势要好的多。但是不可以否认在这么多年下来，大家公认的中国是一个汽车大国，但是并不是一个强国。主要因为我们现在在乘用车这一块，市场份额还是太小，而且近期市场份额下降的幅度还是比较大。

深层次的是不是由产业政策带来的一些原因，当然企业也有它自己微观层面的一些因素。我在很多场合都讲了，可能是两个战略缺失导致了企业目前这样的现状。

首先是国家层面的战略缺失。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汽车工业究竟是要强国还是大国，这个事情如果不想清楚的话，在这个战略下出的产业政策，它的有效性、针对性、科学性和前瞻性，可能就会有这样那样的缺陷。我一再说产业政策有积极的作用，但是目前大而不强的格局，是不是也要反思一下我们的战略层面有某些不足的地方。

因为这样就使得我们目前形成什么格局呢？叫做对外开放过度，作为汽车产业来讲对外开放过度。大家都知道全世界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全世界优强的企业全请进来。

赵福全：现在还有优待。

左延安：一开始超国民待遇，税收减免各种政策优惠，有国家的优惠的政策，有各个地方上的超国民待遇。这里面大家都很清楚了。而且现在多数的这些国际大集团，都基本上完成了在中国的战略布局，在很多地方都建了自己的一工厂、二工厂、三工厂，建立了自己的稳固生产基地。而且也突破了过去大家常说的井水不犯河水，合资企业主要做中高端，中资企业自主品牌从经济车型入手，这个市场主要是自主品牌来做。实际上这个格局完全不是这样的，我们加速了这个产品的下探和价格的下探，双下探，就造成了现在自主品牌市场的压力空前之大。

这个战略确实导致了对外开放过度，对内管控过度。虽然有一些民营企业历经千辛万苦挤到汽车行业的队伍里面来了，以吉利为代表的，包括比亚迪，长城做的早一点。毕竟在其他的资本要进入汽车产业，现在看来还是很困难，这就是很令人费解的一件事。战略缺失导致了两个过度，一个是对外开放过度，一个是对内管控过度，这个是事实，不是说要挑刺。

赵福全：但是要反思的话这也是我们的问题。

左延安：如果再做产业政策，是不是先应该做战略，我们要什么样的汽车强国？汽车强国有什么样的指标体系？用什么样的政策支持？用什么样的资源保证？这些都要想清楚，可能这样的一个产业政策就更有针对性和时代感。

赵福全：所以说汽车产业好像很重要，但是国家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说汽车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是什么样的。同时说要做强，没有任何的举措。另外做强到底从哪个方向做，泛泛地去做，是小车做强，大车做强，卡车也不是有什么产业支撑的。这样的话我们就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您觉得企业本身回想起来看，如果说在过去你也一直在经营企业，所以您跟前面的付理事长和董会长还不太一样，您在一线做了这么多年，企业希望国家从哪些角度有一些切实可行的做法，钱不是一个主要的理由，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能够给一些切实可行的支撑，这样的话国内的企业才有一个更大的突破？

左延安：其实以我的感觉在商用车领域里面，实际上是中资品牌兄弟之间的竞争，你说它健康或不健康都不是大问题，基本上是健康的。国家也没有更多的一些政策支持，就是让兄弟之间竞争。事实证明商用车领域里面客车为代表的，中资品牌的客车在世界客车领域都有一席之地，有相当的竞争能力，以宇通为代表。可能宇通会成为中国在世界汽车行业里面一个代表性的品牌。国家给了多少政策，也没有。我现在要说的是主要是基本轿车乘用车，乘用车特别是轿车在这个领域里面。

毕竟我们自主品牌做轿车，起步非常之晚。我们商用车从50年代开始做，1953年建厂，1956年出车，也经历了这么多年。轿车什么时候开始做，以江淮为例，到2007年1月17号才给我们资质，准许你生产轿车，2008年1月17号第一款轿车批量下线。

赵福全：到现在为止六七年的时间。

左延安：人家一百二三十年，一定要把这个差异说清楚。我经常做一个比方，人家在轿车领域里面是一个重量级的选手，我们是一个轻量级的选手，在一个擂台上打公平吗，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事。

赵福全：必败无疑了，如果没有特殊的一些裁判的帮忙。

左延安：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应该有一个使自己的民族工业，自主品牌有一个合理的成长空间。没有什么更特殊的要求，能不能保护一段时间。保护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让市场配置资源起决定作用。你对内管控能不能放松一点，让更多的资本进入乘用车这个领域，壮大乘用车资本力量，使产权结构更加丰富多彩，更符合市场竞争的规律。

可能国家把这块放开以后，也可能有更多的资本来进入自主品牌轿车或者乘用车的领域，壮大它的力量，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同时，也要发挥我们国家体制的优势，在WTO的框架下，我们是可以做很多事。也就是说你现在大合资企业，中方50、外方50，产权是这样一个关系。是不是可以有一个说法在现阶段中资品牌经济性车型这一块的增量主要给这一块。合资品牌还是目前稳定在中高端这样的领域里面，新增产能更多的提供给自主品牌和中资品牌。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是可以做的到的。

赵福全：所以不是做不做的到的问题，是因为现在你没想到应么做，问题就出来了。

左延安：有的人说你这个太幼稚了，现在除了这个幼稚的办法，你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赵福全：不是幼不幼稚的问题，你没有这个东西，再没有其他的招，那不就等于不作为，那就等于放弃。汽车产业是支柱产业，制造业的高端都变成一种口号了，认识还是不够深。

左延安：一个就是对中资的资本进入汽车产业，应该有更多的政策支持。第二，新增的轿车产能是不是更多倾斜于中资和自主品牌。第三，十八届三中全会这个东风刮来了，主张大国企要搞混合所有制的改造。我以为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把充分竞争，充分市场化的乘用车这个产业通过大国企的混合所有制的改造，让它的生产力解放出来，通过变革生产关系来解放他的生产力。我们现在考虑这样一个现实，为什么长城做的不错，为什么比亚迪在新能源汽车，特别是电动汽车领域里面做的非常好。大国企、合资企业加在一块，它表现也是突出的，包括吉利，也有很多可圈可点的地方。

这些企业在成长过程当中或多或少也会有一些坎坷和弯路，这都是难免的，都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包括前一段时间一些企业，在产品上出一点这样那样的事，都撵着不放，没有这个必要。

赵福全：合资企业速腾不也有很多问题吗，丰田不也得召回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