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福全对话左延安：汽车诸葛在安徽

左延安与赵福全合影

2、聆听车界“诸葛”的呐喊

左延安：应该说充满了活力，纠错和纠偏能力非常强，这已经体现出来了。为什么会这样？也就是说充分竞争的产业里面的企业，它的决策效率和执行效率是非常关键的。决策效率、执行效率决定了资源配置效率，而合理的产权结构以及治理结构，它可以提高决策效率。不一定全部民营，民营控股也行。比如说如果这些大国企，能够把一些充分竞争的产品或产业，拿出来进行混合所有制的改造，也就是说混合所有制的改造，我的理解我在任的时候，下面的一些企业收购并、托管、接收一些困难企业的时候，我分别做了一些混合所有制的改造，有这方面的体会。

首先就是股东优质化，要诚信，有合作精神。第二，股东合理化。还是国有第一大股东，绝对控股，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可以相对做第一大股东，但是二、三股东乃至后面的股东加在一起一定要超过第一大股东，只有这种情况下治理结构才可能搭建一个比较合理的科学的治理结构。

赵福全：民企入点股，还是国企大股东说了算，换汤不换药，就换个名，根本达不到我们要达到的预期目的。

左延安：一定是股东优质化，股比合理化，目标是建立一个面向全球竞争的，和国际接轨的治理结构，提高决策的科学性和决策效率。

赵福全：汽车市场要放开，但是首先要对国内的民营资本更充分的放开。同时要提高外资在中国设厂的门槛，把混合所有制的春风要用足。

左延安：对，这三个方面是国家可以有作为的。大国企改制国家不发力谁也做不的。

赵福全：没错，你是股东，股东如果不点头，其他的都没有用。

左延安：所以这几个方面如果做起来的话，我认为自主品牌在乘用车领域里面还是有成长的机会。

赵福全：这里面有一个战术的细节，也不是战术，这也是很大的战略。您谈到就应该把经济型轿车放给自主品牌，现在是合资品牌也往下下探，国家应该怎么做，您肯定思考过这个问题？

左延安：这个就不太好说了，其实我刚才说了发挥我们体制优势。道理很简单，大国企干部任命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大国企，都是党委政府任命的。他得听政府和党委的话，股东50：50，50发言权有足够的发言权。我这个合资企业在中国这个市场上要赚钱，要有更好的利润，不要到处建厂，扩大低端产品的产能，把整个规模控制住，是可以做的到的，这就是体制优势，和WTO没关系。延展开来讲，他们所关心的股比问题，其实在中国的体制下也不是问题。

赵福全：我是特别认可您说自主品牌一定要在轻型车上发力，因为这是你的强项，同时经济型轿车毕竟品牌附加值要求的不高，所以消费者对他来说就不会过分的，我说宝马也造1.0排量的，也会比比亚迪到好哪去，这样技术门槛相对比较低，就给我们喘息之机，争取了一个市场的先机，五年、十年之后我们就有了积累，不断向上走，这点我非常认可。从排量的角度可以做到，我就要求1.3排量以下的我免除所有的税，你看汽车下乡的时候优惠了那么一点点，造就了很多优秀微面的企业。1.8排量的我们可以加重税，这样国家的财税也是可以平衡，可以通过税收的制度来解决。

左延安：这是一个方面。我刚才说的意思在产能控制上，这非常重要。

赵福全：在设厂我就不允许你建小排量的车型。

左延安：你不要建那么多了，差不多就行了，不展开说这个事。其实我在不同的场合说了国家、外资、中资包括全社会要建立一个中国汽车产业和谐共赢的这样一个理念。道理很简单，现在自主品牌乘用车、轿车产能也是非常之大，闲置产能很多。

赵福全：尤其在销量下滑的时候，闲置的产能压力很大的。

左延安：这边大量的闲置产能，那边还不断的扩厂，全社会的资源浪费，最后导致产业上面一些不可预见的问题的发生，都是可能的，产能闲置让工人干什么。

赵福全：过几年之后这些东西就浪费了，所有的工艺装备都落后了。

左延安：会有这些问题，大家都知道问题不延伸到或者不发展到那种严重的程度的时候，都不会采取比较极端的措施，不要逼政府采取极端的措施。

赵福全：现在这种环境到了一定程度，政府再不采取措施，自主品牌不说全军覆灭但是应该也是岌岌可危，这个状态非常难。

左延安：我刚才讲的几个方面，现在着手做还是来得及。

赵福全：还没到那么悲观的时候。

左延安：最起码你像长城走SUV的路子走的还是不错，几个车展看下来，它好几个产品不输给外国品牌，已经有一些底气了，也是不惧怕竞争，不惧怕全球化的竞争，已经有这样的企业。再一个今年长安的表现，前一段时间我到东风自主品牌，也有比较好的表现，还是有很多的亮点。广汽、北汽、上汽走的同样的一条自主品牌发展的路子，他们也在努力。而且在理念上，我接触了一些领导，也在不断地意识到仅仅靠合资企业对他们来讲，这些使命和他现在的这些现状是有一些矛盾。

赵福全：延伸到另外一个问题，您看现在自主品牌你刚才提了这么多，大家状态越来越好，每一家就那么三五十万辆，我们研发的投入包括销售的分担，包括供应商体系都涉及到量来谈。到大家也谈到兼并重组，怎么样做到有效的联合。您觉得真正阻碍我们车企之间联合一起做一些事，我认为并不一定，兼并重组肯定需要资本、技术、品牌，甚至需要政府的行动。企业之间技术的共享，包括发动机的共享，变速箱的共享，这个障碍在哪呢？

左延安：我干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产权问题是根子的问题。民营企业资产它是自己的，资产要传承，文化要传承，它的立足点是要把企业做强、做久，这种前提下怎么有利，他做什么样的选择，这是符合市场规律的。其他所有制企业能不能做到这一点，这要看企业家的境界，是不是有纯正的动机，有很高的利益，有产业使命感，这个是取决于企业家的境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做联合，我不能说和文化有本质的联系，也有关系。

现在大家一个热门话题叫互联网思维，我理解互联网思维或者互联网的功能它是不一样的，最重要的是我认为做企业的企业家，社会各方面互联互通，如果就产业和企业来讲，合作共赢的理念是互联网思维的本质、精髓。为什么非要重复地做呢？我在任的时候也做了很多的尝试。最起码我们和上游的供应商，下游的经销商这种协同、合作、互利、共盈的文化氛围，在行业里还是有一些认可的。其中我们和一些企业做一些业务层面的合作，也做了一些试探，但是都遇到来自内部或者外部的压力，不是促进的影响。

赵福全：有的时候我也在思考这个问题，国企它有一些机制的问题，又有一些资本的问题，如果做了之后还有责任的问题。但是私企之间不能够有效的合作，这个就能阻碍我们的健康发展。因为国外汽车产业是规模效应，而且大投入，长周期。宝马和丰田之间也合作了，如果我们不做，你提到一个是文化的问题，还有要求我们的企业家使命感和民族的精神。简简单单就为眼前的利益就觉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左延安：如果是大国企或者国企任期制，搞了几年好不容易铺开摊子了，在他任内不一定有收获。这个因素还是影响很大的。

赵福全：您觉得大家实质性联合的迫切性有多大？不联合您觉得可持续吗？

左延安：这个问题上我作为一个老汽车人，从南京汽车工业联运公司开始，南联公司过去不是北京、东风、一汽，几个大联运公司，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讲联合。实际上我的印象就是江淮在南联公司里面是唯一的坚持做联合做的时间最长的成员，最后还是不欢而散。这么多年下来都在讲联合，为什么就联合不起来。我认为还是要靠市场的这只手来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