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国家战略 今年第五年

这五年是一段宏阔征程的开端，也是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的起点。

五年，意味着什么？

如果从卫星视角俯瞰地球，相比五年前，长江中下游、江海交汇之地，这片被称为长三角的区域，夜间灯光指数增长了57.24%，中心区域灯光亮度不断增强，灯光面积明显增大，连接城市之间的灯光带越来越密集。夜间灯光的强度与区域生产总值紧密相关，能够很好地反映城市的经济发展水平。

长三角夜间灯光璀璨，表明经济中心动力十足，且区域联系显著增强。

这一变化有另一个数据可以佐证，相比五年前，长三角地区GDP过万亿元的城市已经从6个增加到了8个，数量占全国超过1/3，同时GDP万亿元“后备军”城市增至3个，这表明，长三角经济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的带动作用愈发明显。面对内外多重压力挑战，沪苏浙皖依然动力强劲，是我国最重要的高质量发展引擎之一。

2018年11月，长三角一体化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紧扣“一体化”和“高质量”两个关键词，统一思想、统筹谋划，通过一个个有形和无形的关键节点，推动国家战略在各个层面加快落地实施。

奔涌的小浪花，虽然看起来不起眼，但抓住机遇，乘势而上，也能大有作为。现在，我们试着沿着记忆回溯到五年前，打捞起几朵小浪花，分辨这些细微的变化，是如何通江达海，汇聚成时代变革前进的巨浪。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元荡步行桥。新华社

打破边界

2018年底，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张忠伟身着风衣，独自站在元荡岸边，身形瘦削，周围是密匝的芦苇荡和泛白的湖水，荒凉、沉寂。

当时，张忠伟正参与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前期战略研究，从江苏吴江288米高的电梯试验塔下来后，一行人打算开车至元荡岸边，但车辆行至一个废旧木料交易市场时，公路断了，大家只能下车徒步往岸边走。张忠伟站在一人多高的芦苇荡边，隔湖眺望对岸的上海青浦，树林、民居清晰可见，但想到对岸的青浦去，必须绕行国道或高速公路，需要40分钟。

调研时，附近的老百姓在说起这片土地时，总是有些恨铁不成钢：“你说什么地方最难管？一定是交界的地方，俗称的‘三不管地带’。”这其实是边缘地区的普遍情况，因为分属于不同的行政区划，各地都倾向于将生产要素留在中心区域，边缘地区的发展速度往往比较慢。

当时，即便是本地人也不知道，大约一年后，这里将揭牌成立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到2020年年底，横跨元荡的公路桥和步行桥先后贯通。再然后，张忠伟一行曾经遇到的废旧木料交易市场摇身一变，成了打卡新地标鼋荡小馆，原本要绕行40分钟的车程，已缩短至5分钟。如今，元荡湖面上，沪苏湖铁路架梁工程已全部完成，“轨道上的示范区”在此交汇。一个原本不起眼的省界在交通设施、区域功能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省界上的变化仍在继续，甚至在加速。就在前不久，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示范区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方厅水院打下桩基，被认为是缝合边界的一颗“扣子”。交界地曾是地理上的边缘空间，但当打破行政壁垒后，这里正处于长三角和上海大都市圈的黄金地带，发展逻辑转变后，经济和生态价值立刻凸显出来。

区域发展逻辑的变化还需要继续往前回溯。2018年，为长三角发展谋划的专家们，反复阅读着一份2008年世界银行发布的年度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当时，世行经济学家们贡献了他们预见性的判断——封闭和割裂，将是重大危机带来的后续风险。为此，他们开出的药方便是通过集聚效应和打破藩篱，来推动“一体化”。

在长三角，聚集效应和打破藩篱是有迹可循的。同样在五年前，上海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和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上海分院的研究团队基于时空范围和功能联系，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圈，包括上海、苏州、无锡、南通、宁波、嘉兴、舟山、常州、湖州等城市。这个后来被称为“上海大都市圈”的圈里，经济密度相对较高，尽管跨越行政边界，但在市场力量作用下，地区之间自发形成了经济纽带。在此基础上，上海大都市圈空间协同规划应运而生，各级各方正跨出省界思维，把各自零散的蓝图，拼成一张贯通的愿景图。

回过头来看，减少分割，正契合了当年世行经济学家提出的区域一体化思路。这一条经验，逐渐成为长三角一体化的“锦囊妙计”。从一个个边缘地带的弥合、生长，到一个个都市圈瓜熟蒂落、层层绽放，由点及面，长三角正在重塑经济地理，不断完善空间格局。

2018年底，张忠伟站在元荡边。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一景。赵建平 摄

空间溢价

2020年6月5日，长三角企业家联盟成立大会结束后，正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南存辉招呼在座的企业家先不要走，他借用会议室，临时召集了第一次主席团会议。在那次会议上，在场的近100位企业家们现场建了微信群，刚上任联盟轮值主席的南存辉对大家说：“我们不是抱团取暖，我们是抱团发展，一定能有很好的前景。”

这句鼓劲的话并不是为了客套。在那次会议上，有企业家私下嘀咕：排场很大，但如果只是来喝茶吃饭，为了联盟而联盟，没有实际的利益，很快就会搞不下去的。话听着刺耳，却在理。不过，头脑活络的企业家们很快找到了解题思路。在成立大会上，产业链联盟这个词被反复提到。以产业链为抓手，把联盟做实，成了与会人员的一个共识。目前长三角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超导、软件和信息服务、数字健康等一批产业链联盟已投入实质性运转。

就在南存辉拉着企业家们成立各种各样的产业链联盟时，一条与大飞机相关的产业链已经呼之欲出。最近，国产大飞机C919实现商业运营首航，人们惊奇地发现，随着C919的研制逐步推进，江苏苏州、无锡、常州、南通，浙江杭州、嘉兴、绍兴、台州，安徽合肥、芜湖等城市，都积极进行航空航天相关产业园布局和建设。早在2018年，太仓市政府就与中国商飞民用飞机试飞中心签订合作协议。两年后，中国商飞又与长三角G60科创走廊达成战略合作，截至目前，长三角G60科创走廊九城市近千家企业纳入大飞机供应商储备库，完成工业材料领域25家企业、70种产品供应对接，为大飞机装机设备领域输送的合格及潜在供应商增幅达到三成，实现了九城市在大飞机特殊工艺材料领域“从0到1”“从1到N”的突破。

有了这样的先例，南存辉非常确定地说：“20年前产业链联盟可能做不起来，但现在水到渠成，是时候了。”

为什么20年前做不起来的产业链联盟，现在能做起来？话题又要回到一体化。在推动区域协调发展、打破了行政壁垒以后，生产要素会在更大的范围内加速流动，并在这一过程中破圈、重组、进化，产生一体化的溢价。从这个角度看，长三角产业链和一体化的发展相辅相成，产业链的构建和形成是一体化发展的载体，反过来又促进了一体化的发展。

截至2023年4月，长三角企业家联盟理事成员已扩大至216名。在前不久举行的科大讯飞认知大模型发布会上，科大讯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庆峰透露，在启动认知大模型专项之初，科大讯飞就与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链联盟有了合作。

这种生产要素的流动方式是不是一种普遍情况？2018年，在上海参加长三角地区合作与发展专家咨询会后，刚刚被聘为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的陈晓剑坐在回合肥的高铁上思考这个问题。高铁时代，上海至合肥往返只需要两三个小时，中国科大有一些老师选择工作在合肥，周末回上海。这些高层次的“轨道人才”摆脱了空间的束缚，突破单一城市工作模式，工作和生活往往不在同一城市，每天可以借助区域内便利的轨道交通往返其间，实现多点执业，多重身份的自由转换。“长三角人才的流动正推动生产要素的高效流动和最佳配置，实现科技和人才价值的最大化，成为区域发展的倍增器。”陈晓剑有了这样的判断。

人才流动是这样，其他的创新要素流动亦是如此。在长三角，越来越多的企业发榜提出需求，由长三角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搭建平台、匹配资源，对接长三角高校院所揭榜实施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最终推动技术成果转化。当一道道壁垒被打破，一些更富有想象力的流动方式正在形成。

2019年，长三角地区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周其仁在谈论长三角的时候谈到，如果要勾勒长三角这个区域，有两种画法。一种就是用行政边界勾勒出的三省一市，这是地图的画法。而另一种画法，边界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节点，长三角地区每个城市中的机场、港口、金融机构、仓储、基站等都是重要的节点。在这些节点之间，人、资金、信息、货物等来来往往，也就勾勒出了另一幅长三角图景。

如今，第二种画法已日趋成熟。

2020年长三角企业家联盟成立。

2023年6月2日，长三角企业家联盟再次召开会议。

理念交融

2018年1月，长三角三省一市联合成立的跨行政区域的常设机构——长三角区域合作办公室在上海的一幢小楼里开始运转，各省市根据区域合作的需求选派入驻人员。1月29日，江苏省发改委基础产业处副处长罗伟光成为苏浙皖地区到长三办报到的第一人。他发现，这里“不像传统的政府办公室，倒像一家准备IPO、热火朝天的创业公司”，工作人员来自长三角各地，但常常忘了自己来自不同地方——他们自称是“新时代的长三角人”。

这五年，“新时代的长三角人”这个群体日益庞大。有一些属于跨省域干部交流，比如2021年3月，长三角三省一市党委组织部门签署《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干部交流工作合作备忘录》，紧扣同一体化发展紧密联系的产业发展、生态环境、道路交通、城乡建设等重要领域和岗位，选派17名苏浙皖干部和17名上海干部跨区域双向挂职。同时，上海市委组织部会同苏州市委组织部创新推动干部交流，聚焦金融、卫生健康、商务、市场监管等领域，组织优秀处级年轻干部跨区域任职。

有些交流形式更为灵活，互访、互学、开会，互相借鉴，成为常态。

2019年初，丽水成为全国首个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这一年南京市高淳区也启动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工作，相关人员曾多次前往丽水调研考察实践经验；2022年1月，安徽芜湖干部郭甄在上海参加百日实训，实训归来，他对于芜湖的产业发展有了进一步认识：至少要拿出50%的精力做好自己，做好自己的特色产业，和其他城市的产业形成互补，这样才能在区域合作中找到自己的位置；2022年11月12日，在嘉善召开的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建设三周年工作现场会结束后，安徽省马鞍山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化锋迟迟不肯离开会场，他不停与人交流，为的是把示范区的一些经验带回去。在邻近南京市的省际毗邻地区新型功能区内，示范区的一些制度创新已经复制推广。

跨省域人员交流形式不尽相同，但不管是哪种交流方式，都打破了区域、部门、行业壁垒，当大家把接触到的新理念、新的工作方法和原来的工作经历结合起来时，激荡出了创新火花。

2019年中规院牵头成立了一个示范区工作坊，邀请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段进等规划界大拿一起讨论研究。摆在规划界大拿面前的是一个之前从未碰到过的难题。上海青浦、江苏吴江、浙江嘉善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域，各领域标准不一，究竟应该听谁的？经过各方讨论研究，最终大家商量出一个示范区规划编制的基本原则——就高不就低。

打破“看不见的壁垒”总是充满矛盾与冲突，不过，当各方充分表达了想法，求同存异，达成共识后，只要严格落实，化为模板和制度，效率反而更高。

但有时，创新火花是真的带着“火星子”。一开始，开会和“吵架”成了罗伟光的主要工作方式。在长三办，几乎每一项诉求提出来，就伴随着争议，面对面争得面红耳赤，政府机关里不常见，但在长三办是常态。时间一长，办公室里所有人一致认同，“吵吵架”不伤和气，反而是充分讨论的过程。

从“吵架”的交流方式中，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决策咨询专家陈雯看出了其中门道。在2018年出版的《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空间：合作、分工与差异》一书中，她利用博弈论的思路，提出在权衡整体与局部利益时，地方政府通常会选择的三种初始合作模式：损益型合作模式、共享型合作模式、比较利益型合作模式。通常，让合作双方都有收益的合作更容易达成，当一方受损、一方受益时，合作就比较难达成，需要利益补偿或者讨价还价。更深一步研究发现，产生矛盾的原因，主要集中在信息不对称和利益分配不均两点，陈雯认为，除了现有的行政手段，或许可以寻找到更市场化的协商方式。

不只关注一城一地、一时一刻，而是更关注共同的利益，正在成为跨区域观念融合的一种共识。段进还记得，五年前，他在示范区调研时看到，当地管理部门对行政壁垒产生的问题显得既无奈又理所当然。那一年在长三角的一次会议上，有主持人问段进：对于长三角一体化最大的期望是什么？他回答，最大的期望就是大家要把被动的任务转化成主动、自觉的行动。

最近，段进再去示范区，有了一个惊喜的发现：在协调中一旦出现矛盾，只要说出一句“通关密语”——“这个事情是大家共同的需求，你怎么能不这么做？”就能把各方说通，屡试不爽。“这说明一体化发展的理念已经深入人心。”

五年，时间很短，但五年影响力，正在一点点放大。对长三角来说，五年是一段宏阔征程的开端，也是一个更加充满希望的未来的起点。

来源：上观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