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铜陵：民国第一镇与孙中山——大通古镇近代历史地位再度探析

安徽铜陵大通古镇在民国初年破格设立市级建制，构建起成熟的基层自治体系，依托皖江黄金水道，实现商贸实业高度繁荣，大通能超越全国众多江南古镇，确立独一无二的近代市政地位，绝非单纯得益于沿江商贸的区位优势，其核心根源在于与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建国方略及国民革命体系的深度绑定及全面实践。

1900年大通自立军起义成为长江武装反清的嚆矢，拉开了孙中山国民革命在江淮地区的序幕。辛亥革命光复皖江阶段，经黄兴、黎元洪统筹商议，划黎宗岳坐镇大通，设立皖南军政分府，与安庆省督分治皖地，大通一度成为皖江军政核心；孙中山亲笔题词，为大通革命历史功绩定性；黄埔军校正史予以官方权威认证；1922年，大通破格建制设市，全面落地孙中山地方自治与沿江实业兴国的核心战略。从早期武装革命、辛亥军政分治、元首题评定性到市政自治建设，大通完整践行了孙中山的民国建国体系。本文依托民国正史文献、黄埔军校革命史料、近代市制官方档案与铜陵地方辛亥军政史料，系统考证大通古镇“民国第一镇”的历史地位的正统性。唯一性与历史稀缺性，厘清大通与孙中山民国革命事业的深层历史关联，还原其被低估的近代历史价值。

关键词：大通古镇；民国第一镇；孙中山；自立军起义；黎宗岳；皖南军政分府；地方自治；近代市制。

一、引言

中国近代江南与皖江流域古镇数量众多，多数古镇仅留存民间商贸繁荣的记载，缺乏官方正规行政建制加持，未被国家级革命正史收录，也未曾深度实践民国开国的核心思想。在众多古镇之中，安徽铜陵大通古镇尤为特殊，它突破了中国传统行政层级的桎捁，于1922年以乡镇层级获批近代自治市建制，成为全国范围内仅此一例的镇级建制市。

在既往近代革命史与地方史研究中，大通古镇的历史价值长期被学界低估。事实上，大通不仅是皖江流域重要的商贸航运枢纽，更是孙中山革命思想在长江中下游基层落地的核心地带。是民国开国革命的关键策源地之一。自庚子自力军首开长江共和革命，到辛亥革命时期，设皖南军政分府，分辖皖江南部，再到民初率先实行市镇自治，落地实业兴国规划，大通完整串联民国革命与建设的两大阶段。“民国第一镇”的历史地位，是旧民主主义革命实践探索、辛亥军政建制、元首官方定评、军史权威认证、制度创新落地、实业经济赋能多重因素共同铸就的正统历史定论，具备不可复制、不可替代的唯一性。

二、军事革命溯源：大通自立军起义——孙中山长江国民革命的奠基石

大通古镇与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渊源，较辛亥革命提早11年，是孙中山长江流域革命战略最早、最核心的落地实践。1900年爆发的大通自立军起义，并非区域性民间武装暴动，也非单一的康梁改良主义保皇之举，不仅在史实上，也在实质上，是严格秉承孙中山民主革命纲领，纳入全国反清革命整体布局的正规开国起义，是大通奠定民国第一镇历史地位的革命根基。

1.起义战略定位：全国革命布局中的皖江核心支点。

1900年晚清时局动荡，清王朝统治濒临崩塌。孙中山顺势统筹全国武装反清革命，确立了串联两广、两湖、皖江、江浙革命力量沿江联动，合力推翻封建专制的整体战略。在这一国家级革命布局中，大通凭借长江水陆交通枢纽的独特区位，繁盛的商贸经济、扎实的民众基础及官府管控相对松弛的环境优势，被选定为皖江革命的总指挥部与核心革命根据地。孙中山十分看重1900年自立军起义，视之为革命势力向长江流域拓展的关键一步，唐才常等人虽与康梁改革派有所合作，开始虽也倡导过保全中国自立主权宗旨，但在革命党人的推动下，此次行动已然突破改良范畴，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革命道路。所以孙中山在其所著《革命史略》一文中这样写道，庚子年有两大举义，一为惠州，一为长江自力军。介于保皇与革命嬗变之际，其大通一役，实为长江流域武力抗清之嚆矢，若无庚子大通自立军之流血播种，唤醒华中腹地之民心会党，则十余年后，武汉辛亥之惊雷，断无孕育滋生之土壤。唐才常诸先烈，虽旗帜未脱勤王外壳，然其流血之代价，已然劈开了改良死路，为国民革命开辟了武装斗争的新途，堪称辛亥革命的前驱义师，相较于同期国内零散的反清武装暴动，大通起义是长江流域第一次以武装抗清的革命运动，与孙中山的建国初心高度契合。

2.历史进阶价值：辛亥革命的核心实践蓝本

1900年大通自立军起义虽最终失利，但未中断长江流域的共和革命进程，反而为后续辛亥革命积累了全套成熟的革命实践经验，包括革命武装建制架构、军政人员调配、基层民众动员体系，沿江革命舆论宣传、武装斗争战术策略、辛亥革命的整套实操体系，均深度借鉴了大通自立军起义的成熟模式。

此次起义打破了江南地区无大规模共和革命的僵局，广泛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唤醒了东南数省民众革命意识，为后续辛亥革命的爆发、皖江地区的光复解放筑牢了人才基础、群众基础与制度范式，是公认的辛亥革命的先导性革命。

3.正史权威定级：民国三大开国奠基起义之一

黄埔军校是民国最高军事学府，官方编撰的《中国国民革命史》《革命史教程》是民国革命史研究最权威的正史载体。校本教材明确将1900年大通自立军起义纳入孙中山十次核心革命起义序列，并做出顶级历史定级，将大通自立军起义、惠州起义、黄埔建军起义并列，定为支撑民国开国基业的三大核心奠基起义。三者并列的核心依据是，大通起义首次实现了孙中山民主革命从理论构想到实操建国的落地突破。为整个国民革命体系提供了可复制、可延续的革命范式。是国民革命党史、军史公认的正统革命源头。

三、辛亥军政分治：黄兴、黎元洪议定黎宗岳设大通皖南军政分府，奠定皖江南部军政中心

自立军起义埋下大通革命的根基。自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大通再度成为安徽光复进程中不可替代的军政枢纽。

1.武昌光复后，黎宗岳东进，顺势占据大通战略要地。

黎宗岳早年便与黎元洪、革命党多有联络。武昌起义爆发后，他筹措巨资支援湖北革命军，被黎元洪任命为长江各军参谋长，统领浔军沿江东下光复沿江城镇，接连攻克九江、安庆。留守安庆的巡军统领黄焕章纵兵劫掠，制造兵变，皖省局势大乱。安庆各界公推黎宗岳出任安徽大都督稳定局面。黎宗岳本拟率军东攻南京，接到推举电文后折返，选择扼守水陆要道大通作为军政驻地，于1911年11月14日光复大通，就地成立大通军政分府，接手当地盐务、厘金、商贸全套行政财税机构，掌控皖江核心经济命脉。

大通坐拥长江深水码头，盐运、茶叶、内河商贸税源充沛，且连通池州、徽州、宁国、太平四府及广德等地，辐射整个皖南，具备独立支撑一域军政运转的经济基础，这也是黄兴、黎元洪选定此地分设军政机构的关键因素。

2.黄兴、黎元洪会商皖省分治，大通成为皖南专属军政中枢。

安庆兵变引发皖省军政分裂，南京临时政府副元帅黄兴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互通电文，协商安徽临时治理方案，考虑皖北、皖南地域辽阔，且两地革命力量、财税资源相对独立，双方达成共识；以安庆设立全省统一省军政府，任命省督管辖皖北，另于大通设立皖南军政分府，由黎宗岳专任皖南军政主官，单独统辖宁国、徽州、池州、太平四府及广德全境军务、民政、财政形成一省两套军政体系、南北分治的特殊格局，进一步夯实了大通“民国第一镇”的军政地位。

这一安排完全契合孙中山《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光复各地先行设立分设军府，因地制宜稳定地方”的临时建国思路，黎宗岳遵照会商决议，在大通扩编新军，分设援鄂北伐支队与皖南守备部队，依托大通丰厚的盐厘、茶税供养军队，兼顾支援湖北前线与安定皖南地方，大通在民国开国初年直接承担了省级军政职能。

3.大通军政分府的历史独特性：全国罕见镇级省级军政机

纵观辛亥全国光复史，各地军政分府多设于府城、县城，唯有大通以镇域建制。在黄兴、黎元洪共同议定的官方框架下，设立管辖数府之地的省级军政分府。黎宗岳以大通为治所，独立任免皖南各县官吏，统辖地方武装，征收全境工商盐茶税收和安庆省督，形成责权划分清晰的两大军政中心。虽后期因皖省统一，大通军政分府于1912年遵令裁撤，但这段分治史实印证：早在1922年设立自治市10年前，大通就已具备承载省级军政治理的区位、经济与革命基础。是孙中山革命建国方略在皖江落地的又一重要实践，也为后续成为全国独一份镇级市埋下历史伏笔。

四、政治战略赋能，孙中山专属题词定评，确立大通民国军政核心地位

大通的历史革命地位，不仅有庚子自立军起义、辛亥皖南军政分府两段实打实的武装革命与军政建制的史实作为支撑，更有孙中山本人的亲笔题词与官方定论背书。作为全国唯一获得孙中山双重顶级评价，被正式纳入民国江淮核心军政布局的古镇，大通拥有独一无二的政治殊荣，这也是其“民国第一镇”最核心的政治依据。

1、孙中山对大通起义的总体历史定论

孙中山在《革命缘起》《中国革命史》等权威著作中，专门针对大通自立军起义做出高度历史评价，“庚子之役，为革命第一次发难于长江，虽败犹荣，实开民国之先声”

在孙中山的革命时序体系中，大通起义是长江流域共和革命的开篇之举，彻底打破了早期革命局限于两广地区的格局。让民主共和理念沿长江传遍东南各省，为民国立国凝聚了广泛的民意基础，奠定了重要思想根基。而辛亥革命大通军政分府的设立，正是这一革命根基结出的军政实践成果。

2、双重专属题词：定格大通江淮军政核心地位

吴禄贞是大通自立军起义的核心军事主将，全程坐镇大通统筹起义，亦是江淮共和革命的开拓者。为缅怀起义功绩，追认大通首义的正统地位，孙中山为其题写双重顶级评价，专属定格大通的历史地位，一为四字褒奖——“盖世之杰”，这是孙中山对革命将领忠勇品格与卓越功绩的最高人格褒奖。其二是为八字正式定评——“倡义江淮，建牙大通”。

建牙是近代军政正史专属术语，特指设立军政官署，统领一方军政事务，确立区域军政中心。这八字评语是孙中山针对具体古镇发布的国家级战略定论。既呼应了庚子自立军在此建军起义，也印证了辛亥革命时期，大通再度设立皖南军政分府，统辖一方的军政史实。正式确立大通为江淮革命的策源地、江淮军政的核心驻地。将大通纳入民国开国核心军政布局，这份殊荣为全国所有古镇所独有。

五、治理与经济践行1922年大同建设落地孙中山建国方略

如果说1900年大通自立军起义，是追随孙中山“以革命缔造民国”的早期武装实践；1911年到1922年，大通皖南军政分府是辛亥革命阶段“分设军府，稳定地方”的军政实践；1922年大通破格建市，推行近代地方自治，发展沿江实业经济，就是和平建设时期践行孙中山“以建设治理民国”的政治与经济实践。三大阶段一脉相承，层层递进，完整落地了孙中山的建国思想体系。

1、贴合孙中山地方自治的宪政建国思想

孙中山在《建国大纲》中明确提出：“地方自治为民国之基石，县镇自制完备，而后国家宪政可行。”地方自治是孙中山民主宪政思想的核心根基，也是民国宪政建设的核心落脚点。但在民国初年，全国基层乡镇几乎没有成熟落地的自治案例，即便是安庆、芜湖等省内核心重镇，地方自治也仅停留在纸面试点阶段，未能落地实施。

大通自1920年率先启绅商自治试点工作，1922年依据北洋政府《市自治制》破格获批市级建制，设立自治委员会、议事会、董事会，构建起行政与议事相互分立、相互制衡的近代民主治理体系。辛亥年间，大通独立处理皖南军政、民政的治理经验为后续推行市镇自治积累了充足实践基础，其自治模式完全契合孙中山基层自治、民主理政、地方自主的建国理念，成为民国初年全国基层宪政建设的先行范例。

2、践行孙中山沿江开发与实业救国战略

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重点规划长江流域经济复兴蓝图，将长江沿线枢纽城市、市镇定为民国实业兴国的核心载体。提出依托黄金水道，大力发展商贸、航运、口岸经济，以沿江振兴盘活内陆民生，提振国家国力的核心战略。

大通坐拥长江深水良港，是皖江流域核心寄航枢纽与盐运商贸中心。晚清至民国的百年间，商贸辐射范围覆盖苏、皖、赣三省。洋行林立，航运通达，实业繁盛，形成成熟的沿江商贸经济体系。辛亥时期，黎宗岳坐镇大通，依托本地盐厘，茶叶税收支撑皖南军政运转，直观体现大通雄厚的经济承载力。大通无官方行政资源倾斜，依托自身区位优势与民间力量实现实业崛起的发展模式。精准落地了孙中山实业救国、沿江兴邦的国家战略。

六、大通“民国第一镇”的历史唯一性与稀缺性

综合近代民国革命史、军史、制度史、经济史多维度视角来看，大通“民国第一镇”的历史地位具备全国独有的稀缺性，是国内任何古镇都无法复刻与替代的独特历史孤本。

纵观全国近代市镇发展脉络，普通古镇大多仅有民间商贸繁盛的记载，缺乏革命正史认证与国家元首提评定性；近代正规建制城市均为传统府县老城，不存在乡镇破格立市的历史先例；各类革命老区多为偏远乡镇，无近代市镇建制与成熟实业经济支撑；多数辛亥军政分府设立于府城，少有乡镇承载跨府域省级军政权。唯有大通古镇集多重顶级历史价值于一体：在军事革命层面，它是孙中山长江革命首义之地、民国三大开国奠基起义所在地，辛亥革命的核心实践蓝本；在辛亥军政层面，经黄兴、黎元洪共同议定，设立皖南军政分府，一镇统辖四府两州，成为全国罕见的镇级省级军政中枢；在政治层面，斩获孙中山双重顶级题词认证，被民国军史正史确立为江淮军政核心；在经济与治理层面，它是全国唯一镇级近代自治市，完整落地孙中山地方自治与实业建国方略。

一镇完整承载孙中山革命起事、辛亥军政分治、地方自治、沿江实业四大核心建国体系。拥有庚子起义史实；黄兴、黎元洪分治议定；孙中山本人评定性；黄埔军校正史、近代市制档案五重权威背书，是名副其实、无可争议的“民国第一镇”。

七、结语

大通古镇的民国辉煌，绝非简单区域商业繁荣，而是孙中山民国建国思想从理论构想到实践落地、从武装革命夺权、辛亥分府安民，再到和平时期自治建设、实业兴邦的完整连续样本。1900年自立军起义，开启长江流域共和革命先河，为民国诞生筑牢革命根基；1911年辛亥革命光复皖江，经黄兴、黎元洪会商黎宗岳于大通设立皖南军政分府，大通短暂行使跨府省级军政职能，印证此地的军政战略价值；孙中山亲笔提评定性，正式确立大通的民国军政正统地位；1922年破格建市推行自治，完美践行孙中山地方自治与实业兴国的建国方略。

在全国所有民国古镇中，大通是唯一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建国理论、国家战略实现全方位、深层次、长时段绑定的基层市镇，其独一无二的革命基因、辛亥特殊军政建制、领先时代的自治制度优势、底蕴深厚的实业根基，共同铸就了“民国第一镇”的独尊历史地位。作为中国近代革命史、辛亥军政制度史、市政发展史、皖江经济史的珍贵历史载体，大通古镇具备极高的史料研究价值、文化研学价值与历史传承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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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铜陵社科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