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铜陵：论近代安徽铜陵大通镇的城镇化能级与历史地位 ——兼论其排序“民国第一镇” 的合理性

近代中国的城镇化并非单一城市的线性发展，而是以长江黄金水道为核心，口岸、市镇、府城联动的圈层化近代化进程。传统研究多聚焦上海、武汉、南京等中心城市，或周庄、乌镇等江南商业古镇。对皖江中游市镇的近代化价值关注不足，尤其忽略了铜陵大通作为安徽近代第一座、且一度是唯一一座近代建制城市的特殊历史地位。

既往认知中，民国顶级名镇多以商贸繁华、市井兴盛为评判标准，仅局限于经济单一维度。而评判近代市镇的基本准则，应当是综合对外开放层级、区域商贸能级、近代金融水平、市政自治程度、近代革命贡献、行政政治能级六大核心指标。纵观全国同时期镇级聚落，唯有安徽铜陵大通实现六项指标全部突破，且多项指标达到地级乃至省级城市标准。1920 年前后，全省尚无其他市县完成近代市政改制，大通是安徽全境唯一的近代建制城市。这一独家史实，是界定其近代皖江城镇化核心地位的关键依据。

经济近代化：大通超越沿江市县的硬核基础

（一）口岸开放：国家级条约口岸，镇级体量的省级开放权限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正式将大通划定为长江内河通商寄航港，允许外国轮船停泊、洋货倾销、土货出口，是安徽省最早对外开放的沿江商埠之一。

1876 年《中英烟台条约》签约仪式示意图

晚清民国时期，全国绝大多数乡镇为封闭性乡土市集，无任何涉外通商权限；江南周庄、西塘、同里等知名古镇，终民国一代均未获得条约开埠资格；长江沿线大量内地地级城市，亦无正规海关建制与外轮通商体系。

大通则形成了完备的近代口岸体系：常年停靠英、美、日等国轮船。太古、怡和等国际洋行在此设立码头、仓库与办事机构；落地大通厘金局、盐务督销局、楚西掣验局等专属财税机构，掌控皖江中游涉外贸易与盐业经济。其对外开放的制度化、国际化程度，碾压全国所有普通乡镇，超越长江沿岸诸多非通商口岸地市。

（二）商贸辐射：跨省域集散枢纽，构建皖赣浙边际经济圈

晚清民初，大通与和悦洲两岸形成连片城区，商户超 1200 家，大型批发商号百余家，常住人口突破7万，夜市通宵、市井繁华，素有“小上海”美誉。

不同于普通古镇局限于本县、本乡的狭小商圈，大通形成盐、米、木、茶、药材、禽蛋六大国家级专业化集散市场。商贸辐射覆盖皖中、皖南、赣东北、浙西边际大片区域，是横跨四省的物资中转总枢纽。

大通发达的水运

同时，徽州帮、两湖帮、江西帮、六邑帮等八大商帮齐聚于此。1904 年成立的大通总商会直属晚清商务部，具备统筹区域商贸、制定行业规则、调度市场资源的能力。其跨省商贸调度能力、大宗商品集散规模，是同时期县域城镇无法企及的高度，远超部分沿江中小型地市。

（三）金融活跃：皖江金融高地，拥有完整近代金融体系

近代城镇化的核心标志是金融近代化。晚清时期，大通已形成利和、裕和等八大本土钱庄集群，资本规模可达5—20万银元，可独立开展存贷、跨区汇兑、庄票贴现业务，通汇上海、汉口、南京、芜湖等核心城市。

民国初年，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盐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多家全国性近代银行先后入驻大通，使其成为皖江中游核心金融中心。掌控皖赣鄂交界区域的盐税、厘金与千亿级商贸现金流，金融放款与资金调度覆盖皖南、赣东北全域。

对比来看，民国绝大多数乡镇仅有零星典当、小钱摊，无正规近代金融业态；多数沿江县城、部分地市在 1920 年前，仍无国家级银行入驻、无跨区域金融汇兑能力。大通的金融近代化水平，遥遥领先全国镇级聚落。

（四）市政自治：超前建制试点，1920 年为安徽唯一近代建制城市

近代城市区别于传统乡村的核心，是专业化、制度化的市政治理。清末，大通率先废除传统乡保粗放管理，设立大通警察厅，建立近代治安管理体系，实现城市公共秩序的专业化治理。

同时，绅商阶层主导成立商会、教育会、公益会，统筹地方教育、慈善、基建、公共事务。形成成熟的绅商自治体系，自治程度远超传统州县。1920 年，大通是安徽境内唯一完成近代市政改制、具备完整城市治理体系的建制城市，彼时安庆、芜湖等传统府县仍沿用旧式州县治理模式，未迈入近代城市体系。1922 年，大通正式设立自治市，是安徽省最早的近代自治市之一，建市时间、市政成熟度，遥遥领先长江沿线绝大多数县城与省内传统地市。

大通市总工会和大通市自治委员会徽章

大通街市图

大通邮政电报

在 1920 年之前，大通已完全具备近代城市的人口、商业、警政、自治、基建全部条件。是安徽全境唯一真正完成近代化转型的城市，彻底实现了从传统市镇到近代标准城市的完整跃迁。

历史政治能级：大通独步全国的核心稀缺优势

若说经济近代化是大通跻身顶级名镇的基础，超前革命史、省级政治能级、全省唯一近代城市建制，则是其碾压全国所有乡镇、确立 “民国第一镇” 的独家底牌，为其他任何民国市镇不可复制。

（一）1900 年自立军起义：辛亥革命的十年先行探索

1900 年，唐才常在大通领导自立军起义，这是晚清长江流域第一次大规模资产阶级反清武装起义，比 1911 年辛亥革命提前整整十年。

此次起义打破了清廷长江流域的统治格局，传播了改良主义和民主革命思想，积累了武装反清的组织经验、军事经验与群众基础，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前期预演与思想铺垫。

横向对比全国：民国所有知名古镇、江南水乡名镇、沿江普通市县，均无同级别的全国性革命起义；绝大多数地级城市，在 1900 年尚未形成近代革命思潮，更无武装反清行动。一个镇级商埠，成为全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南方策源地，此历史地位，全国罕有别镇可及。

唐才常与孙中山在日本会面

（二）省级军政府驻地：镇级体量承载全省最高军政权力

辛亥革命爆发后，大通成立大通军政分府，一度作为安徽省临时军政府驻地，统辖全省军政、财政、行政事务。掌控皖南全域权力体系，短暂行使省级政权职能。

纵观晚清、民国数十年历史，全国范围内没有任何一座乡镇级聚落，曾成为一省临时政治中心、承载省级军政权力。

众多沿江府城、地级城市，终民国一朝都未曾获得临时省会、省级政权驻地的地位。大通以一镇之地，执掌一省军政。实现了中国市镇发展史上绝无仅有的能级越级。是其区别于所有名镇、确立最高历史地位的核心依据。

多维横向对比：大通与民国顶级市镇、沿江城市的差距

为直观印证大通的独特性，从六大核心指标，将大通与民国主流知名市镇、沿江县域、普通地市进行系统对标：

江南传统名镇（周庄、乌镇、西塘）：无条约口岸、无跨省商贸、无近代银行、无市政自治、无革命史迹、无政治能级，仅为内陆手工业市集，全方位落后大通；

长江沿岸普通县城：多数无对外开放权限，商圈局限本县，金融业态薄弱，市政建设滞后，无重大革命事件、无省级政治履历，综合能级远逊大通；

沿江普通地市：1920 年省内所有传统地市均未完成近代市政改制。无成熟城市治理体系，多数无正规口岸体系，商贸辐射局限市域。金融近代化滞后。无超前十年的革命起义，极少拥有省级政权驻地履历。

综上，大通在对外开放、商贸辐射、金融实力、市政建设四大经济维度，以一镇之姿成为 1920 年安徽唯一近代城市，超越全国 99% 的乡镇与省内所有沿江县城、地市；在革命历史、政治能级两大维度，形成全国独家垄断优势，实现全方位碾压。

结论：大通 “民国第一镇” 的历史定位定论

民国时期安徽出版的小学课本

综合近代化史实与横向对比维度，可得出明确结论：

第一，大通绝非局限长江流域的区域名镇，而是全国维度的顶级近代市镇。1920 年其作为安徽境内唯一近代建制城市的官方史实，直接奠定了其在安徽近代城镇化史上的独尊地位。其口岸开放的国际化、商贸辐射的跨省性、金融体系的近代性、市政治理的城市化，构建了远超同时期所有乡镇、乃至省内传统城市的硬实力基底。

第二，大通拥有独一无二的历史稀缺价值。1900 年自立军起义，奠定其民国革命先行者的地位；安徽省临时军政府驻地的省级政治履历，是中国近代乡镇发展史上的孤例，无可替代、无法复制。

第三，相较于其他民国名镇单一的商业繁华，大通实现了经济近代化、城市建制唯一性、革命历史性、政治高阶化的四维统一，六项核心指标全部拉满，无任何短板。

因此，安徽大通不仅是 “长江第一镇”，更是史料确凿、史证唯一、名副其实的民国第一镇，是中国近代城镇化进程中极具特殊性、先进性与唯一性的标杆性市镇。

参考文献

[1] 铜陵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铜陵县志 [M]. 合肥：黄山书社，1993.

[2] 大通镇志编纂组。大通镇志 [M]. 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1.

[3] 戴鞍钢。晚清长江口岸与区域经济 [M].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9.

[4] 安徽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安徽近代史料丛刊 [Z]. 合肥：安徽文艺出版社.

[5] 章开沅。辛亥革命史 [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来源：铜陵社科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