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现阶段手上的工作，郁建明的眼里倏地散发出亮光，他形容现在的工作是回归初心。
郁建明把自己的人生分为前半生和后半生，前半生他曾是艺校的美术教师、是文化剧团的工作者、是演出经纪人；而后半生，郁建明离开喧嚣的城市，去到徽州呈坎修复文物古宅，转向地方文化的传承与保护。
面对赞美，他谦虚地称自己为“在徽州修宅子的人”。
即便二十年过去了，可初见时的感受还萦绕在心头，郁建明形容第一眼中的徽州景色“就像梦里出现的仙境”，多年前因为徽州梦境般的山水风光引起的心头澎湃至今不散，即使在现在，他依然一遍又一遍地感慨徽州山水甚美甚佳。
在安徽做美术生有一种幸运，可以去徽州写生。到过徽州古村落的游客常会看到路边、檐下有坐在小马扎上写生的学生。多年前，郁建明也是其中一个，彼时的他大抵不会想到和徽州的羁绊竟会如此深厚。
“做学生的时候跟着老师去徽州写生，当老师的时候带着学生去徽州写生。”从学生时代跨到另一个身份，郁建明对徽州的热爱却丝毫未变，用当下的话来说，他是很有“少年气”的。
不少外国收藏家在徽州买下宅子，郁建明有些急了，他认为作为一个安徽人，传承徽州文化是“义不容辞的”，寻宅之旅就此开启。提起在徽州寻找古宅的经历，郁建明微笑道：“这个过程有苦也有乐，更多的还是乐，不然也不会坚持下来。”
有些苦，局外人容易理解，从郁建明当时的工作地点开车去徽州单程需要四五个小时，彼时徽州还是一块璞玉，道路设施建设尚未完善，村落之间并不通车，只能徒步，因而下雨天常常走得满脚泥泞；闲暇空隙也不过是从每个周末里挤出的时间，来回跋涉颇为辛苦，然而郁建明却说“一到周末，就开始心不在焉”，甚至想着能“瞬间出发”，“焉”指合肥，“心”在徽州。
还有一些苦是不足为外人道也：一年几十回的两地往返寻房，偶尔有心仪的房子却因为囊中羞涩而不能如愿；徽州的宅子往往是维系一大家子的纽带，可能是几代人共同居住的场所，因而背后涉及的产权纷繁复杂，不同的家庭成员又散落在国内国外，就像一团乱麻，需得细细梳理，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物力难以预计。刚毕业的年轻人无法支付款项的窘迫并不能熄灭内心的火焰，千头万绪的沟通事宜也不能消解内心的呼喊。直到多年后，郁建明如愿在徽州呈坎买下两间徽式古宅。
至于“乐”呢？郁建明并未详细解释，只是提纲挈领地说了一句乐大于苦。正如“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或许这种乐超出了物质的定义而不能言谈，或许它是一种邂逅精神家园的喜悦，是一种艺术爱好者灵魂得到契合的满足，唯有当事人才能真切领悟。
“恰巧遇上疫情，演出市场完全处于停摆状态，”郁建明描述起目前的工作，语调轻松畅然，“这两年基本是在徽州，陪着设计师、工人师傅们一起看房子、修房子。”
十五年前，郁建明跑遍徽州的所有村落，在呈坎买了两栋建自万历时期的徽式宅子；十五年后，他回到徽州着手修缮。
“我其实是个不太会应酬的人。”郁建明如实介绍自己，脸上露出一点羞赧，但介绍起徽州的相关事宜，他是十分健谈的。
从热闹的演出市场转向颇为寂寞的古宅保护，不是所有人都能理解郁建明的做法。“我身边的朋友也会感觉纳闷，”郁建明并非不清楚这种“转身”前后的差异，“平时（演出方面）的工作是很热闹、时尚的，怎么在徽州做一件很‘闷’的事情？”
原因无它，对徽州的“一见钟情”让他念念不忘，内心澎湃的情感也不曾因为长久搁置而磨灭。在呈坎修宅子，在郁建明看来，是回到初心，并不是一件“闷”的事，“建筑背后是有温度的”，夹在山山水水之间的古村落有自己的故事有自己的宝藏，他正是前来“寻宝”的人。
为什么会选择呈坎？郁建明把呈坎看得很高，他眼中的呈坎不是徽州千篇一律的旅游地，而是“有一千八百年历史”、在制式和形态上都是“最高等级”、兼具风光与人文的文化古村落。“包括呈坎的宝纶阁，”郁建明抬手，比划出建筑的轮廓，补充道：“这样一个大体量的祠堂建筑，在徽州其实也是独一无二的。”
要把宅子修到最好状态，可什么是最好状态？这个概念实在抽象，连郁建明也不知道，可他又微笑道：“但是就是要修，修好，修到我想象中最好的状态。”
这便是修缮过程中苦与乐的所在：为了尊重建筑的传统制式和形态，郁建明对修缮几近苛求，工人要选老师傅、材料找旧式的、七零八碎的参考蓝本也要小心收集起来，然而还是不够，参考材料实在太少了。但“它最终会呈现出我想象中院落样式”，郁建明露出笑意，有一点通达豁然的味道在里面，“这可能也是生活的最终归宿。”
对古宅的修缮，郁建明并不是简单地恢复原状，“要做到可以生活”。比起冰冷的陈设展览，郁建明更想要富有人文气息的结果，他反复表达“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不希望把艺术“放进保险柜”。
郁建明频频提到安思远（Robert·Hatfield·Ellsworth），一位出生美国的纽约知名古董商兼收藏家。郁建明对他的评价很高，认为他是一个把艺术和生活打通了、融合在一起的人。提到安思远长期在艺术空间里面生活、学习、交流、收藏，郁建明的语气有些激动，“这是我最梦寐以求的状态。”
既要修缮历史的外表，也要创建宜居的内在。二者互为矛盾，非你进我退不可改也，如何取舍，把握住微妙的平衡，是郁建明一直做的功课。
在自定义的后半生里，郁建明没有和大部分人一样过上清闲悠然的生活，他还在大量地做功课，为了呈坎的两栋老宅子，为了“梦寐以求的状态”，也为了从第一面开始就“一发不可收拾的”徽州情结。
徽州文化涉及到方方面面，徽州建筑、新安画派、新安医学、程朱理学以及徽菜、徽雕等等，在历史长河中，它们都曾璀璨闪烁过，但是在现代节奏的生活中，却逐一黯淡下来。对此，郁建明十分惋惜。
把这份惋惜落在实际行动上，郁建明试图做出改变：他尝试着将更多的当代文创空间引入呈坎，希望借助这些改变，让更多人走近徽州文化。
将宅子的附属建筑改造成纯混凝土的酒吧和咖啡吧，郁建明希望它们成为徽州外界对话和透气的窗口。虽然他并不觉得呈坎的气质沉闷，但新的建筑能够平衡游客对呈坎的总体印象，郁建明正着手改变，“我不希望年轻人对徽州的印象是灰灰的”。
“计划办一场田野音乐节，或是做一出反映徽州生活的舞台剧，”聊起对未来的畅想，郁建明脸上放出笑意，“无论如何，选择徽州是最好的。”
郁建明用现代文创给徽州以新气息，而花脸用传统脸谱予产品以文化沉淀，两者都是在探寻现代技艺与文化传统之间的平衡从而呈现出一种令人舒适且惬意的自然美感。
文物修复师在故宫修文物，郁建明在徽州修宅子，两条看似毫不相干的线串在一块儿，汇结成一个主题：文物保护与文化发掘。但郁建明谦逊地表示，“这样的描述太重了，我希望轻松一点儿。”
所谓“轻松一点儿”，便是这些都是源于他对徽州山水、文化纯粹而自由的热爱。（文/李欢）
一些细微但却能切身体会到的改变发生在这两年。比如走在路上或逛书店的时候，会突然有人认出他然后请教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也常常会被拉入到一些青年人和学生自发组建的“淮军历史文化群”、“庐州历史文化群”担任“顾问”；有理工科的学生会抛出“李鸿章喜欢航模吗？”这类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还有身边越来越多的孩子在选择兴趣班的时候主动将目光投向历史。
做了四十多年的历史文化研究，他不由得感叹道，“这一代年轻人不得了！”。
今年已经67岁的翁飞生活却并不清闲，甚至可以用早出晚归来形容。同岁数的人在安享晚年或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他却经常拎着个老旧的编织袋穿梭于合肥的各个角落，袋子里面是一沓厚厚的材料，有时还会有一把雨伞。
确实，他也不具备享受天伦之乐的条件。唯一的女儿在上海定居，为了照顾还在上小学的孙女，孩子的奶奶和姥姥轮流去照看，一去就是两个月，轮到姥姥去的时候，那两个月就只有翁飞一个人在家。
但他并不觉得“凄惨”，各种讲座、研讨会邀约不断，往往和别人一聊就是一下午。有时候赶不过来趟，还得控制下时间。
聊什么呢？就是那个老旧的编织袋里装的东西——关于李鸿章、淮军和安徽地方历史文化，这也是翁飞一辈子的成果。
在网上搜索翁飞，出来的结果总是离不开“李鸿章”、“淮军”、“安徽历史”这几个关键词……他花费了人生的大半时间用来研究安徽的历史文化，但他本人却不是土生土长的安徽人。
1958年4岁那年，翁飞跟随支援内地的父母从上海来到安徽合肥，从此在合肥度过了小学、初中和高中。
高中毕业后，翁飞成了一名民办教师，后来又当起了工人。1977年第一届高考恢复，当时还在合钢二厂变电所里看仪表的翁飞决定重新拿起课本考大学。变电所的工作不忙，每天有大量时间可以看书学习，就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成功考取了复旦大学并进入了自己喜欢的历史系。
大学毕业后翁飞被分配到安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开始研究中国近代史和安徽地域文化，从此与李鸿章、与淮军结下不解之缘。
他觉得自己很幸运，“喜欢历史，学的也是历史，出来工作从事的也是历史研究，感觉人生在这一方面没有什么遗憾了。”
而在翁飞这么多年的历史文化研究生涯中，最难忘的或当属编纂《李鸿章全集》的那段时光。
要了解中国近代史，就跳不过李鸿章。
说起李鸿章，世人评价多是“卖国贼”、各种丧权辱国条约和没完没了的割地赔款。关注历史的人或许还知道翁飞祖上翁同龢与其有过一段渊源，二人同朝为政，但立场不同，清末流传下来的著名对联“宰相合肥天下瘦 司农常熟世间荒”说的就是这二人互相讽刺的故事。
但翁飞却用了15年时间来专门研究他，并在某种意义上替他“正名”。
1992年，安徽社科院历史所承担了国家“八五”社科项目“李鸿章与淮系集团研究”的课题，并成立了淮系集团研究中心。当时他们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80年代中期出版的《李鸿章全集》只出了三本《电稿》就停出了，于是就联合安徽教育出版社，经过多方努力，于1993年4月由顾廷龙、戴逸担任主编，来自京、沪、皖、鲁、冀、粤等省的30多位专家学者在北京成立编委会，《李鸿章全集》编纂工作正式启动。
编纂初期，编委会依据的主要资料是吴汝纶的《李文忠公全集》和上海图书馆的其他零星文件，以及一些李鸿章的书信、“剿捻”材料等，总共约2800万字。这些资料大致可分为四大部类：奏稿、电稿、函稿及诗文。翁飞作为执行编委之一，负责的是其中的奏稿约1400万字，也是最多的一部分。
整理这批资料花费了他们近三年的时间，就在工作快要完成的时候，1996年，他们又得到消息，在北京故宫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发现了9600件和李鸿章有关的奏折、附片，“为了将这批资料运回安徽，我们开了两辆车，光复印资料就开坏两台复印机”，翁飞说。
当时的翁飞已经是安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副所长，时常会有很多行政上的事，无法完全全身心投入到编纂工作中。为了更好地完成工作，1999年秋，在《全集》的主编之一戴逸先生的建议下，45岁的翁飞以当时准许报考博士研究生的最高年龄，全脱产来到北京考读了戴逸先生的博士生，在戴逸老师的指导下继续从事《李鸿章全集》奏稿部分的统编。
“当时社科院经济条件也不好，领导说你是副所长又是高级职称，你要是一跑，那别的年轻人都要带工资跑怎么办，后来我就下决心不带工资，留职停薪去读博。”
读博的三年时间里，翁飞没有工资，一个月就拿340元博士补贴。并且在读博的第二年，翁飞的女儿也考上北京的大学，因此，家里基本全靠在中学当教师的太太一个人。好在当时的安徽教育出版社每月会预支1000元《李鸿章全集》的编辑校对费给他。
翁飞的博士读得和别人也不太一样，他用了前半年的时间完成了必要的外语、政治等公共科目的学习，剩下的两年半时间，就吃住在戴逸先生为他在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里特意安排的一间50平米左右的房间，把所有的已经初步点校出来的李鸿章资料，再次核对梳理了一遍。
“戴逸先生一个礼拜来一到两次，我有不懂的就问他，他如果也不太清楚就找人大的一些老教授一起讨论，我就在一旁边听边记录，过程中学了很多近代史的东西。”
在图书馆的两年半，翁飞通读、梳理了两千多万字的资料。到了2002年夏季毕业，原安徽教育出版社总编童本道先生安排了一辆双排座和一辆面包车才将他和那批资料从北京拉回安徽。随后，翁飞等人又花了3—4年时间对所有的全集文稿进行了3校。
直到2008年1月，二千八百余万字的《李鸿章全集》才由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李鸿章全集》在前人耕作的基础上，吸收了他们的经验和教训，力求全面、系统和完整地发掘整理李氏的大量文稿，为晚清历史研究，为全面公允地评价李鸿章一生功过打下坚实可靠的史料基础。
从1993年到2008年，《李鸿章全集》共历时15年。“15年时间，我也从中年熬成一个小老头了”，翁飞感叹道。
做研究本身就是件苦闷的事，研究历史文化更是如此，常常只能与自己对话，与过去交谈，要有板凳甘坐十年冷的决心。
而这件苦闷的事翁飞一做就是一辈子。《李鸿章全集》编纂工作完成后，他又花了9年时间整理出近一千万字的淮军、淮系集团资料。同时，他还立足安徽地域文化，亲自深入安徽各地调查走访，作为安徽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参与编纂了中央文史馆组织编撰的《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安徽卷》。所以在和他对话的过程中，无论问起安徽的哪个地方、哪个历史人物、哪件历史事件，他总能给出相对满意的解答。
他是学者，但并不只醉心于各种纸上的研究，而是希望学以致用，把研究的东西和现实相结合，真正发挥作用。因此除了编书写文章，他还担任了《淮军》、《北洋海军兴亡史》、《淮河六章》、《千年包公》、《刘铭传：1884—1891》、《紫蓬山》等大型电视纪录片的历史顾问；合肥李鸿章故居、安徽名人馆、刘铭传故居，庐江名人馆、合肥市肥东县包公镇包公文化园等历史文化场馆、以及合肥东部新城文化发展规划项目的专家组长或首席专家；同时还指导罍街、撮街等一批文化街区的打造；根据历史复原李鸿章寿宴、刘铭传宴……
如何让历史文化在当下获得更好地发展？翁飞给出了自己的做法，“与时俱进，把历史文化的元素融入到吃住行游购娱，让先辈留下来的东西通过这样的形式变得可看、可观、可吃”。
数据最直接地反映了这些工作所取得的成效。安徽名人馆是近几年来除故宫外单体游客量最大的历史展馆之一；《刘铭传：1884—1891》这部仅有4集的纪录片播出不久，就在安徽电视台、哔哩哔哩等平台获得了2000万人次的观看量；十集纪录片《淮军》于2008年首次播出，在今天仍被反复播放，并在豆瓣上获得了8.4的评分。
还有一些是翁飞这两年切身体会到的。比如走在路上或逛书店的时候，会突然有人认出他然后请教一些历史方面的问题；也常常会被拉入到一些青年人和学生自发组建的“淮军历史文化群”、“庐州历史文化群”担任“顾问”；有理工科的学生会抛出“李鸿章喜欢航模吗？”这类他也不知道怎么回答的问题；还有身边越来越多的孩子在选择兴趣班的时候主动将目光投向历史。
他不由得感叹道，“这一代年轻人不得了！”。
就像美酒与脸谱的结合，在以中国经典文化符号赋予美酒以独一无二的艺术表达和文化内涵的同时，也以现代化的风格审美重新阐释和延承了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文化作为一种“老”的东西，也需要以“新”的、贴近大众的方式进行表达和传承。“我希望能通过这些让安徽地域文化从内地走向沿海，从安徽走向全国，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翁飞说。（文/郑媛媛）
命运的折点出现在一个再普通不过的黄昏，高一少年付强走在那条通往家的田埂上，秋日金黄的阳光洒在周围同样金黄的稻穗上，一切都和往常一样，并没有什么不同。但在某一瞬间，又确实有什么东西击中了他。透过眼前这幅熟悉且温暖的图景，少年似乎一下看到了命运的尽头——上个好大学，当个技术工，每天上班下班，买菜接小孩，拼命的赚钱买房还贷……，生活好像只剩下一天。
那一刻，他“感到很绝望”。
必须要做点什么改变这种已经看得见的未来，少年想。他首先想到了体育，因为从家到学校的路上有条小河，一到发水涨水的时候必须要跳过去，否则就上不了学。在这种现实环境的磨炼下，少年成了跳远健将。但他很快就否定了这一想法，因为当时在农村，搞体育被人看不起，人们觉得搞体育的都是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人，少年“不想被人鄙视”。然后他又想到了画画，但是画画的学费太贵了，不是他这种穷苦人家的孩子能负担得起的。想来想去，最后他想到了写作，“不需要很多耗材，一张纸一支笔就可以实现”。
少年付强如今成了诗人、作家、策展人、独立书店人、先锋行为艺术家……，比起“付强”，他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笔名——“许多余”。
1983年，许多余出生在安徽省金寨县一个普通农村家庭，从小成绩优异，小学1年级到5年级都是班长兼学习委员，每次考试从未考过第二。
事实上，他的童年并不具备其后来成为作家诗人的任何优势或条件，如果非要从中寻找到蛛丝马迹，那大概只有一点，就是他爱看书。但就连这点爱好，想要满足也并非易事。90年代，对于大山里的孩子来说，书绝对是稀缺物品，想要在家里找到一本除教材之外具有文学价值的书，其难易程度或相当于在路上捡到一百块钱。许多余家也是如此，“当时我们家只有2本书，一本是《板栗嫁接技术》，一本是《如何养猪》”。
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许多余在爷爷家土房子的隔墙上发现了第三本书——《杜工部集》。这本杜甫的诗集对当时只有十多岁的他来说实在过于晦涩，书中夹杂着各种他看不懂的繁体字。但是没有其他选择，他只能硬着头皮读下去。偶尔，也会因为读到“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这类熟悉的诗句而感到惊喜。
虽然尚不能完全读懂，但杜甫的诗歌中对于家国民生的忧思和关注，确实对当时的许多余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这种影响除了体现在对人格的形成上，还有比较明显的一点就是，许多余从12岁就开始写诗，并且一直写到今天。
时间再回到那个秋日的黄昏，许多余决定通过写作来改变那个已经看得见的未来。他是那种行动力强，做一件事就必须要做成，否则不会死心的人。
所以下定决心后，第一件事就是疯狂读书。当时，乡村中学的图书馆并不向学生开放，许多余因为成绩优异，深受老师喜欢，每周语文老师都会帮他借十几本书；他还从学校边上的书店租书，“一天5毛钱”，在那个时候并不便宜；有时候书贩子去学校里卖盗版书，他也会买。
那段时间是许多余读书效率最高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课余时间他都用来读书。
他清楚地记得每一个寂静无声的夜晚，自己躲在被窝里，借着手电筒的光读下每一个字符。怕影响别的同学休息，他会拼命地把光捂住，不让它从被子里露出来。
整个高中下来，许多余大概读了不下几百本书，既有《纪德文集》、《高尔基文集》、《鲁迅全集》这类高质量的的作品，也有各种青春文学、言情小说、武侠小说。他形容那个时候的自己就像“长期饿着肚子的小孩见到食物，不管什么食物都一股脑儿的塞进肚子里”，有些是营养品，自然也有不少垃圾食物。
虽然在真正开始写作之前，许多余连基本的语法知识都不懂，但他又确实在这方面表现出一定的天分，加之后天的努力，高中时期他已经开始在《中学生必读》、《读写月报》这些刊物上发表作品。
大学时期的许多余是个“极其愤怒的愤青”，几乎不怎么上课，考试也不愿意去考，因此没少挨投诉。
原以为会在中文系遇到很多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高谈阔论，现实却是几乎没有人搞写作，大家每天下课后不是打牌、就是打游戏，“没有思想，如同行尸走肉”。
理想和现实的差距让他难以接受。
“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不能这样，我要是按照这个路子来，毕业之后也只能当一名小学老师或初中老师，这不是我想要的”。
少年时期成为作家的梦想还要坚持下去。2005年，还在上大二的许多余向系主任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平庸的生活让我痛不欲生，我要去流浪，我要去写作，申请休学一年。
这一年是他写作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年。“用佛家的话来说是我顿悟的一年，大脑一下打开了，对于写作、对于世界的认知，好像一下子抓住了自己”。这一年除了写出大量的好诗，许多余还真正开始了小说的创作之路。
外界可能不太清楚的是，2005年以前，许多余一直都在写诗，几乎没有写过小说。他一直自认为是个天才诗人，周围朋友给他的反馈也是如此，但他们同样劝他，“现在不是诗人的时代”。
他内心当然也自知，生存永远是摆在第一的问题，而诗歌在当时并未获得社会更大的认同，写诗也拿不到稿费，想要通过写作养活自己，最好的文本形式莫过于小说。所以，2005年休学这一年，他就在南京的一个贫民窟里，开始小说创作。
事实上，那个时候市场上最为火爆的还是以韩寒、郭敬明为代表的青春文学，许多余相信自己可以写出那样的东西，但他仍有自己的坚持，“不想成为流行的校园文学的小说家”，这与他大学时接触到的文学作品有关。
大学在校时期，许多余首先研读了哲学，然后读了大量的先锋小说，法国的、欧美的、中国的，一些列作品几乎都读了一遍。因此，一开始写小说，他就对标世界一流作家，“我想尽量写出有可能成为经典的作品，我的目标就是成为一个像卡夫卡、博尔赫斯这样的世界级的作家”。
“虽然这个目标可能永远也实现不了，但是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这种信念，支撑我们向这些伟大的灵魂靠齐，与他们站在一起。”
几分实力，几分努力，外加几分幸运，2007年，许多余的第一篇长篇小说《远方》一出版，便获得成功，他也在文坛一炮打响。后来人们形容他，总爱用一个词，少年成名。
虽然很多人认为许多余在小说层面的成就更大，但在那么多身份标签中，他始终认为，自己的本质是一名诗人。“写诗更关注自己的内心，是与个人精神层面的一种对话，而小说是时代、是社会，它对诗歌的写作是一种弥补，鉴于这种状态我才从事小说写作的，但如果让我个人来说，我更愿意去写诗。”
在他的诗人圈、朋友圈中，他也被认为是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我身边一些玩摇滚的朋友，他们都认为我是（诗歌方面的）天才，他们太喜欢我了。你知道搞摇滚的都很叛逆，年轻的时候都是目空一切，哪儿看上什么人，但他们对我真的太好了，愿意把生活费拿来支持我，甚至有时候我写作忘了洗袜子，他们都会帮我洗。他们说，对待天才，就必须要爱护。”
诗歌曾给许多余的大学时光带去许多浪漫。因为课程少、管理宽松，那个时候许多余经常和玩摇滚的朋友去郊外的荒野里烧着篝火，一起弹琴、唱歌、读诗，通宵达旦。“后来我想想那个时候还真有点毕加索、阿波利奈尔在一起狂欢的那个时代的感觉，那种燃烧的激情、旺盛的生命力。”
诗歌还带给许多余在其它地方难以获得的自信，写诗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就是那个被选中的人，“像上帝一样在天空中遨游，俯瞰整个人类，思考整个人类的出路”。
但现实的情况却是，他的诗歌确实没有获得更大层面的关注，或者说，与小说相比没有获得应有的关注，无论是过去、现在、甚至包括未来。
于是，在反复的修改中，他又会陷入一种自我怀疑：我是不是太高看自己了？我到底行不行？我这么努力会不会到头来毫无价值？可能到我死去的那一天，还有一些朋友、一些读者在纪念我，想念我，那几十年、一百年以后呢？我的文本还会存在下去吗？我在这个世界还有价值吗？
在许多余看来，对于一名文学创作者来说，最大的恩赐就是多年以后，这个世界还存在自己的作品。甚至，哪怕一句话也好。
但他不确定自己是否有这样的能力和运气，所以他能做的就是“不断进行自我突破”。
“你觉得自己是成功的吗？”
“我觉得自己在某些方面是成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我觉得我在生活中确实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者。”
从大山里的贫苦少年到如今的身份地位，许多余并不否认自己在这方面是成功的。但他同样坦言自己摆脱不了来自金钱、物质的困扰，这种困扰更多是来自他作为父亲、儿子、丈夫这些社会角色所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
“其实我对物质没有太大的欲望，但是作为几个家庭的支柱，我又必须承担起这种赚钱养家的责任，这种现实无穷无尽地将我一丝丝拉回到现实中来，拉入到这种不堪入目的日常生活中，有时候想想我也挺可悲的”。
一方面希望忠诚于内心世界，另一方面又不断被现实所逼迫，这种矛盾交织在一起时常让许多余感到挣扎，同时也在消解着他对书店的热情。
许多余表示，当初开书店主要是因为两个原因，一是这个城市缺乏真正的好书店，二是希望为年轻人提供一个交流思想的地方。
所以一开始，他在书店上投入了很大的热情，经常组织各种交流会、乐队演出，甚至书店里每本书都要经过他精挑细选。
但随着书店越开越多，不仅他要花费更多的时间在书店的运营上，那些理想化的东西面对现实压力也不得不做出一些妥协和让步。
这或许是部分成功的文学创作者必须要面临的问题，一方面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成名，但成名的同时也意味着他们要面临更多的诱惑，承担更多的责任，投入更多的精力在与写作无关的东西上，甚至放弃写作。
是选择坚守自己的原则和初心？还是选择拥抱商业上的成功？
许多余选择了前者。
但无论是哪种选择，都没有对错之分、好坏之别，有的只是百态人生中的另一番风景，正如花脸想要传达的：人生多种可能，精彩不止一面。
未来，读者们可能无法再像以往那样经常在书店里看到许多余，但幸运的是，他们将有更多的机会读到他的新作品。(文/郑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