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ol.1 “写儿童文学纯是兴趣使然”

伍美珍这一代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家，可能和世界上大多数儿童文学作家都不同——在他们的童年，几乎接触不到任何儿童文学。伍美珍记得自己5岁时看过一本叫《小布头奇遇记》的童话，后面接上的就是《青春之歌》。在儿童阅读、青春阅读及成人阅读间，这一代人没有过渡。

就读安徽大学中文系时，一个来自上海的教授开过一个学期的儿童文学选修课，伍美珍感到心中一个部分被点亮了：“我发现这种文学形式和我内心的很多东西非常契合，在那个选修课上，我找到了一种梦想。”在思潮遍地的80年代，伍美珍觉得自己比较简单，写不来朦胧派，但不影响她的梦想一直和写作有关。她勤奋地发表随笔、散文、小说，也活跃在校文学社里，直到结识了“儿童文学”，她找到了自己与文学相交的落点。

大学毕业，她目标明确地进入安徽一家省级少儿期刊，开始了长达十年的编辑生涯。“我经常有意识地去了解孩子，深知孩子心里想什么，他们的苦恼在哪里，喜欢什么样的读物，需要什么样的故事。”

为了更直接与孩子们交流，伍美珍在期刊上接棒主持了一个叫“阳光姐姐热线”的栏目，“阳光姐姐”这个称谓开始进入改革开放后对大量外来信息嗷嗷待哺的、八十年代孩子们的世界；她同时主持一档作家小说栏目，和作家们交道颇众，进一步看到了“儿童文学是什么”。这两个栏目，从文学创作的首尾两端共同培育着伍美珍的敏感思源，使她向着“儿童文学作家”的身份更自然地进渡。

“目前很多儿童文学作家都是这样。90年代和新世纪刚开始的10年，中国期刊业是很发达的，少儿期刊很多编辑都成了儿童文学作家，现在开笔会还会碰到，都是同行。这个职业和那个时代的报刊业发达密切相关，这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从杂志起步，投稿、成为初露声名的作者；到频繁参加笔会，在儿童文学圈里塑造影响；再到建立自己的网页，与自己的固定读者群直面互动……年轻的作家们相互鼓励着成为亮眼的新生力量，少儿期刊的编辑愈发注意到他们，大量的约稿由此纷至沓来。

对于伍美珍来说，写儿童文学纯是兴趣使然。而从期刊编辑到职业作家的身份转变，她孕育了六年时间。“我刚开始编少儿期刊的时候，完全进入不了状态，因为那完全是用孩子的思维和语言来说话。可能我比较迟钝，到了第六年，我才真正地对孩子的视角有感觉。在这个过程里我也有过投稿，一直都没有成功。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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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 从“知名作家”到“品牌IP”

伍美珍不再拘囿于面向12岁以下的儿童读者，展现中学生校园生活的“嘉年华”系列15本书接连面世，与之前作品不同的是，“嘉年华”系列涉及到了青春期成长中的懵懂爱情，而这些感情描写不仅没有受到读者及家长的抵触，真诚而纯洁地描写反而感染到了众多读者，社会上对“早恋”问题些许妖魔化的声音让伍美珍有股不服气：“其实真不用把孩子想得那么‘污’，孩子们对一件看似成人化的事情的理解，通常是很纯洁的。”

解读孩子们的心理不是一件易事。“我觉得儿童文学的写作对于我来说，比成人类的写作难度更大。这需要非常多的时间、精力去沉浸于孩子们的世界，这与你自身所处的是完全两个世界。当你领略了孩子们的世界，你会发现你与成人世界会有很多隔阂。这是一个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自认“与成人世界有许多隔阂”的伍美珍甚少交际，几乎所有的时间都与“儿童文学”这件事挂钩。做了十几年作者，她早已开始思考怎样把个人品牌体系化，以及将自己的品牌养分灌溉在下一代作者的培养。2009年，伍美珍成立个人工作室，除了自己的作品，伍美珍为旗下作者策划主编的作品达200余册。做过编辑的伍美珍对市场敏感，从策划到装帧设计全部自己做；十余年来，由伍美珍培养出书的孩子，粗估就有600多位。

“出了书的孩子，在未来的发展中更自信。那些出了书的小作者，有的读了清华、北大，成年后他们也会出新书，其中有个孩子带着他的红学研究新作来见我，我感觉自己老了。”

伍美珍对小作者的选择有要求。语言鲜活，细节有趣，尽力保证内容的原生性，是她最为看重的三要素。儿童文学的市场化写作不仅需要一般商业文学的模式遵循，更需要有自己特点的生气与趣味。

伍美珍工作室旗下作者出版的图书，在市场上码洋特别高，市场上伍美珍旗下的动销品种有大约300多种；全国各地新华书店几乎均有伍美珍专柜，在寸土寸金的地面店享有此类特殊待遇的儿童文学作家，全国仅有三四位。

当“伍美珍”这个名字已铁然变成童书市场上的一个IP，伍美珍说：“我没有远大理想，也没想以现在的名声换取社会影响或政治地位。我曾经是一个热情拥抱市场的作家，但从近两年开始，看到儿童读物的市场进入了混乱状态，所以我在考虑是时候需要恰当地远离市场，保持距离，以维持和纯净内心的写作环境。”一向“目标明确”的她，在众多“普通人的理想关键词”中，深知取舍循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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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 “一定要让孩子的童心照亮这个世界”

入行十几年来，读者家长的变化伍美珍也看在眼里。“现在的年轻家长更开放、更民主，也把孩子看得更重。”曾经的书展活动，都是孩子自己背着书包来见作家，现在都是家长甚至几个家长陪同孩子来见他（她）喜欢的作家，家长对孩子阅读的支持态度转变明显，教育理念也更超前，甚至有家长找到伍美珍，在孩子生日时希望她作为孩子喜欢的作家，能给孩子一些祝福。

越过内容生产者和内容消费者的市场关系，“儿童文学”能成为贯连成人与儿童之间互通的介质之一，是儿童文学作家感到自己社会甚至伦理价值的兴奋点。毕竟在这个成人纵横的世界，儿童被一部分人认为是世界的“旁客”，物化理解甚至是一个“配件”，对于常年尝试与儿童对话的作家们来说，这是“不可忍”的。

“让‘儿童文学’成为一种专门的文学种类的那一刻，就已经意味着儿童地位的提高了。你看，中世纪时孩子们都穿着成人式的服装，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儿童有自己的服装了。这说明人们开始尊重儿童的独立价值，认同‘孩子的世界和成人的世界就是不一样的’，这种‘不一样’并不代表它不完美，甚至比成人世界更完美，孩子的哲学更深刻。”

“五四”之后，儿童本位主义的理念慢慢传入中国，中国人“儿童观”的变化，带来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和独立性。在这个时代商业成绩最成功的儿童文学作家之一——伍美珍看来，中国目前还有一部分“落后的力量”，甚至包括一部分作家和评论家：“他们不觉得儿童有其独立的价值，想把不符合儿童天性的东西硬塞给儿童，觉得这才是有营养的东西。但历史的潮流是向前走的，我们的现代儿童观会被越来越多的家长接受，儿童会被越来越多人尊重。”

“很多家长是自己不读书的，没有任何文学修养，却又在干涉孩子的‘文学修养’。”对于那些控制孩子阅读课外书籍的家长，伍美珍说， 有些家长只让孩子读“四大名著”，这遭到一些孩子的“控诉”，我也觉得有更多读物比“四大名著”更适合给孩子看。我跟一些孩子会说，你们不能太“乖”，不能什么都听大人的。“这个引导来源于我自己的体会。我也是母亲，我对教育孩子很谨慎，我就不太确定我给女儿的每一个命令都是对的。”

对“儿童本位主义”认知的逐渐深入，让伍美珍一直在调整自己的写作方式。早先写青春文学时，她文风典雅秀丽，爱用很长的句子，后来写儿童文学，她要求自己必须使用口语和浅语。“很多人因此而对儿童文学产生误解，觉得辞藻不够华丽，没有营养。但儿童对自己喜爱的作品的选择，是由心而发的，不会受主流媒体、权威评论和政治气候的影响。孩子的审美直觉是很高的。”

“一定要让孩子的童心照亮这个世界”，这是伍美珍所有作品的基调：让孩子看了感到世界美好，让大人看了感到儿童世界的温暖。“不是所有作品中出现了孩子就是儿童文学，在我国很多作品其实对这一点是有争议的，至少不符合我对儿童文学的理解。以色列有很多专门写给孩子看的二战题材的作品，虽然是战争题材，依然让孩子们看后对这个世界充满信心。对于儿童，太现实主义不合适，儿童文学有自己独特的美学特点。”

过滤掉极端的、灰色的，留下光明的、快乐的，伍美珍为她的少儿读者，处理出一个特别的纸上世界；而她也不因“光明”的趋向而回避可能“灰色”的题材，最近介入的留守儿童题材，就印证着她的儿童文学价值观。

这个因为畅销不衰的“阳光姐姐书系”、一直以为也被称为“阳光姐姐”的作家，如今已经步入准备退休的年纪。她坦言早已因为读者和学生们的这个称呼而尴尬。只是她依然在写，目前一年出3本作品的作品。“我有时觉得很遗憾，为什么到现在还有灵感？我很早就想，我不能把我所有的时间用来写作，可20年过去，我依然每天在做同样的事。”

伍美珍2007年推出的“小书房”系列，10年之后的今天依然在畅销，10年过去，她发现自己作品的生命力没有减，是因为书中对孩子们生活的映射好像没有改变，她对孩童们不同时代的生活有着不可思议的前瞻力；儿童文学作家时时刻刻保持一种简单的幸福感，相比成人作家更加强烈的忧患意识，儿童文学作家可以一直保持一种纯粹的乐观和简单。

这些，都是让伍美珍笔耕不缀的诱因。

现在，伍美珍在安徽大学开授儿童文学。她的课上经常人满为患，很多学生要求加塞座位。学生们对她说，你讲述的东西，我们之前没有接触过。

她把乡镇的孩子写进作品，希望生活在城市以外的孩子能读到这些作品。她为乡村孩子捐书，常年为贫困生做学费资助。

她的写作里和写作外，“孩子”都是最关键的主题。她自己的童心却不常被顾惜，“我常为没有很多时间可以追剧而沮丧。”伍美珍笑着摇摇头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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