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继勇:在纪录片里贯穿热念——专访纪录片导演、作家于继勇

和于继勇又一次聊纪录片,开头一定要接着去年因为《淮河六章》而写他的那个结尾。

那是他的第一个片子,彼时春风微醺,《淮河六章》在电视台即将进行第二轮播出。那阵子这片儿热门——或许因为“淮河”题材的新鲜,或许因为大家对“纪录片”的饥渴,也或许,是于继勇的惯常好人缘。

总之那天在星巴克,他用两个半小时跟我聊完整个片子的前世今生,我听罢总结:你不容易。他立马摆手,用招牌式的诚讷语气说:不,大家一起辛苦拍出来的片子,荣誉都被我一个人占了,我觉得自己很无耻。

后来又发生了一些事。去年11月,《淮河六章》获了中国纪录片最高奖——“金熊猫”的人文类评委会特别奖;去年下半年拍了部讲述“古床”的《雕刻梦乡》,8月即将在安徽电视台科教频道播出;今年4月,开始拍摄《包公》。

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职业生涯愈发走上正轨。于继勇说,到目前为止,他才觉得自己是个做纪录片的。

此时,距他确定纪录片事业的定位,已经过去六年。

Vol.1 文字人的影像处女作

在六年之前,于继勇从未想过自己会与影像发生关系。他读书,写字,想着与文字共度终身。

2008年,时任《安徽商报•橙周刊》主编的于继勇被安徽电视台以“特殊人才”的身份引进,专为大型晚会等活动撰写台词。可是,不是每天都有大型晚会,安徽电视台颇有纪录片传统,于继勇为自己争取到纪录片撰稿的工作。

一个有着十几年专业资历的文字人,短期内要与一个在国内大众普及度不算高的传播形式撞出火花,或许需要一种文化情结的共振。于继勇的这种“情结”,是他的淮河。

在淮河支流——涡河边长大的于继勇,对淮河有痴念。在报社时,他曾做过一次“淮河”专题,从源头走到入海口,调查淮河水污染现状,做了整整16个版;进入纪录片的工作后,在他的一再坚持下,以讲述淮河为题旨的纪录片于2009年正式立项。本以为只是总撰稿的他,被通知还要身负“总导演”的职责。一个“门外汉”的“首秀”便是总掌舵人,这个转变不容易。于继勇的思想压力大,这压力甚至影响着他最拿手的撰稿工作。

“同样是文字,脚本从第十三稿改到第十四稿,明知道新的一稿和前面的十几稿不会有什么区别,还是要硬着头皮干。深夜会一个人抱着头在书桌上,就像困兽一样。我一度是有抑郁症的,不想和任何人交流,那段时期,食色性通通都没有,就不停看纪录片,不停悲观地怀疑自己。”

数易其稿,屡更其题,经过三年多的执拗、倔强、坚守与挣扎,《淮河六章》最终以“行走的力量”、“浓厚的味道”、“流动的生计”、“平原的曲调”、“家乡的水土”、“生活的家园”六集内容呈现在电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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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 “总算进了纪录片的门”

纪录片人的职业生涯,有些残酷。一部纪录片的制作周期往往以“年”为单位,加之市场的需求度暂时不算活跃,这决定着纪录片人的职业业绩,注定不能过多倚仗“数量”,而重点在“质量”。这是纪录片人给自己灌输的职责。

于继勇也有这种自我灌输。他直言,处女作《淮河六章》能获“金熊猫”,是个意外。因为,它并没有那么好。

“《淮河六章》的内容过于扁平化,淮河两岸热火朝天的生活场面展现了很多,但内涵和外延都很浅,深度不够。”

这或许有一个“史诗控”在现有条件下,于内容创作上的不甘。而于继勇作为一个文字人,对“导演”工作也有自己的理解。

“我是个很笨的人,不会拍,不会剪,不会配乐,只会说。我的工作思路就是组里每人角色都模糊点,让工作有交叉,每个人对片子都要有自己的理解,都拉自己的长板过来。总导演就是个服务角色,提供舞台让各个人都来贡献自己的想法,每个人都是老师。”

《淮河六章》带给于继勇最多的收获,是方法:“审美和镜头感上去了,技术上也没那么外行了,表达方式也清晰了。”到了拍摄《雕刻梦乡》时,他熟练很多,哪个环节该用力,哪个环节该统筹方法——他变成了“熟练工”。现在拍《包公》,4月25号接的活,5月18号开始写台本,6月18号就能拿出台本的成熟版。即使有苦闷的创作节点,于继勇也最多“苦闷”五六天,但心里知道,自己肯定能写出来。曾经的慌乱与不自信,逐渐散去。

“现在再拍片子,觉得算进了纪录片的门了。今年我们有个项目和央视纪录片频道合作,见到石世仑、陈晓卿、程小青、金铁木、张力这些人,也觉得自己见到圈内大腕了,开始像个‘圈内人’,和他们有对话的机会了。”于继勇坦言,这才开始品尝到做纪录片的滋味,其间有苦,有折磨,但最终收获,还是快乐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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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 关于个人风格

隶属于电视台编制的纪录片导演,对题材的选择是没有自主权的。用于继勇的话说,目前出品的片子都是“代制品”。作为“文字”这种自主性较强的传播形式出身的人,于继勇佑护着心中的创作欲,尽量在撰稿、结构、影像风格等艺术效果上做点“手脚”,在主题保证甲方意志的前提下,加入自己的独到记号。

“作为导演,想渗入自己的LOGO,又要考虑投资方、播出平台的要求,这是门艺术,我也在尽量中和。其实已经有好的例子,你看《舌尖上的中国》,台词、配乐等已经成为了一种范本。这是每个导演的目标。”其实,于继勇的纪录片撰稿很像他的散文,行字宏畅而绵厚,人文色彩饱满;时而接近质朴地忘情,又能及时回旋到冷静的原心。这已然是他的强烈个人标志,从文字蔓延到影像的途径之一。

纪录片导演的另一被动性还在于,他对即将闯入镜头的一切的不可预估。导演们通常拿着一个大纲,由被拍摄对象和环境牵制,时刻做好准备,去迎接各种情节设计之外的“意外”,并要快速对之后的内容重新调整与构思。

这种即兴能力需要沉淀。于继勇大部分的业余时间,都把自己闷在家看片子,常常一看就是六七个钟头,“即使看美剧,也会带着技术眼光去研究机位、打光什么的。”看多了,他脑子里都是画面,视觉接收到的东西,他都会本能地去计算如果是在片子里,这个镜头从哪儿起,再从哪儿落。拍《雕刻梦乡》时,他设计出一个恢弘视角的长镜头,兴奋地跟老摄像从晓阳描述,从晓阳听完后说,嗯,很好,但是你这个镜头,国内的机器条件目前拍不出来。

可于继勇依然有着孩童般的热情兴奋:“我期待着再拍个三四部,水平就可以有很大提升了。到有朝一日可以游刃有余,就可以掌控一个很大的团队,到时候就能‘玩个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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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4 信赖与热望

最后我们聊到纪录片这件事本身。

“百分之八九十的纪录片都是赔钱的。纪录片的盈利方向还在培养。国际上目前还不大认中国的纪录片,觉得我们片子有强烈的意识形态的东西,所以只能内销。而国内的纪录片市场,还需要等待它的成熟。”

央视纪录片频道的开播,《舌尖上的中国》的爆红,这些在纪录片人看来,都是纪录片前景明朗的征兆。

这是向前看的事儿。向后看,很多历史题材和文献性质的纪录片,在交易时都以“秒”来计算价值。这件事让纪录片人明白,对题材有价值预判性的同时,肩上也有担子。

于继勇知道这担子,就如他行文里总也脱不开的那么一些人文的悲悯。他有时也希望自己能跳出文字格局,就如他目前的终极梦想,是成为纪录片策划:“我不能总把自己定位为撰稿。纪录片策划是为每个纪录片的影像、音乐等做全面诊断,那也是一项严肃的工作。”

那么现在呢,持续拍片,持续看片,保持对纪录片的信赖与热望:“30岁时,觉得文字是恋人;40岁到60岁之间,我最喜欢的东西一定是影像。”

我想起前段时间朋友聚会,大家喝茶观雨侃大山时,于继勇一直守着他的摄像机与三脚架,保持着拍摄者的角色。他说,我在记录,这比参与更开心。

于继勇期待着以后有更多的拍片项目,让他在纪录片的世界,有更多发言权。而现在对于这种发言权,“还没有”,他想了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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