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玉政：站在新闻与历史之间——专访《新安晚报》采访中心主任、民国文化学者章玉政
章玉政最近忙着两本书。
一本叫《最后的旧书店》，合肥增知旧书店老板朱传国罹患癌症，为了让他能卖掉更多的书以筹医费，也为了这个城市最后一个旧书店的得以留存，章玉政奔走疾呼。而通过媒体的连锁效应，这件善事竟成为合肥乃至全国的人文热点新闻。章玉政想着牵头把朱传国多年来的个人手记结集成册。他知道，这对爱书如命的朱传国，是巨大有力的慰藉。
另一本叫《刘文典传》。熟悉章玉政的人对这题材必然不陌生。早在7年前，章玉政写过一本《狂人刘文典》，段落式地记载了这位国学大师的狂傲一生。
两本书的来由和题材，都默契地彰显着章玉政多年来的状态：“《新安晚报》采访中心主任”与“民国文化学者”的双重身份，驱动着他总在“新闻”与“历史”的两极间奔忙。
把这“两极”连接起来的，或许，便是一个读书人的使命与情怀。
Vol.1 “尚武”之乡的文学青年
70年代末，章玉政出生于安庆枞阳的东乡。那是个以“民风尚武”出名的地方，可他从小却是个书痴。“祖父和父亲是裁缝，小手工业的营生带来家境尚佳，整个成长过程中，好像不用操心家里的任何事。童年起，我的生活中只有读书。”章玉政的祖父身兼村里的入殓师，常年为丧白之事写文言祭文。祖父与村口一位精通诗律的老中医，成为章玉政古典文学的启蒙老师。
“从小就喜欢看书，可是农村能读到的书并不多。小学只能读到些连环画，就拼命收藏，还在班上办了个‘图书馆’，起个名字叫‘润苗’，连老师都会来借书；中学时期可以接触的流行读物只有琼瑶和三毛，为了买《三毛全集》，攒了好久的零花钱；到现在最喜欢的书是金庸的《射雕英雄传》，小时候为了借到邻居的这本书，去帮他家干活，最后换到一个从第四本到第一本倒着读的机会，因为不能耽误他读嘛。不过即使那样读，也觉得好看。”
1996年进入安徽大学新闻系后，图书馆里浩瀚的藏书，让章玉政感觉“新世界的大门打开了”。最痴迷的是李泽厚。“那时李泽厚的书被禁了，我就去找出版社编辑，左拼右凑残本来读。直到今天家里书柜还有整整一格的‘李泽厚专区’。”
这个文学青年不仅爱读书，还爱操持文字上的事儿。小学办过一份叫《百汇报》的小刊物，内容包括同学的投稿以及自己设计的诗文填空；中学主办手抄报《心鸣诗刊》，做了两个名字青涩的个人文集，《寻梦手记》、《记忆的影集》，记诉少年情怀；在安大中文系系刊《花信风》编辑队伍中，他是唯一会手绘排版的人。
这个文学青年的人生梦想是当个教书匠，当年高考的最大理想是考上安庆师范学院，“没想到一不留神多考了几分，上了安徽大学”。大学毕业时，一心想着留校，可一番周折、留校失败后，作为安大11个名额、全省61个名额之一的“选调生”，执拗的“文学青年”章玉政放弃进入省直机关的机会，在2000年，进入《新安晚报》，成为一名时政记者。
Vol.2 “我没有‘新闻梦’”
“刚做新闻记者时，很久一段时间，我没有‘新闻梦’。”在《新安晚报》偌大的会议室，章玉政手托着脸，语气真诚，这与很多这个行业里的人聊起梦想时的口径不一。
“一线记者很苦，那时候我一个小年轻，每天晚上10点跑去110报警台找线索，半夜跟着刑警在绑架案现场一起追歹徒的经历也有过；写稿子写到天快亮，就倒在办公室沙发上歪一会儿。到报社的头三年，虽然吃得了苦，但我却找不到做新闻的感觉。”一个靠着文字骄傲长大的年轻人，第一次懂得在“写”这个字上，自己也有必须非常努力才能赶超别人的时刻。“一个新闻稿，你的线索、思路、角度都要有想法，不平庸，才是一篇好稿子。为了掌握这一点，我用了四五年去探索和尝试。”
漫长的“探索与尝试”的回报是，2005年到2007年，章玉政连续三年被评为《新安晚报》“首席记者”，并由此成为《新安晚报》目前唯一的“终身首席记者”……
Vol.3 刘文典，或者胡适
进入文史写作领域，其实是个偶然。2007年，由于工作的需要，章玉政离开了新闻一线。“一个以文字为乐趣的人，突然不能写作了，就像一个战士被迫放下了刀”，于是他选择了不需要外出采访、只需要看看书找找资料就能完成的文史写作。
巧在2006年，他在北京风入松书店偶遇一本关于刘文典的书，因为其“安大创立者”的身份，章玉政来了兴趣。回到合肥，托人找来繁体版四卷本《刘文典全集》，通读后，他决定以刘文典为“切口”，对民国知识分子展开研究。“战乱中的知识分子十分清苦，但就像陈寅恪写王国维的那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中国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着对内心品格的坚守，及对家国的关怀。”这种情怀让章玉政动容，比如刘文典主政安大时，与前来视察的蒋介石言语不和，当即冲突，章玉政觉得，这是“知识分子的独立风骨”；侵华战争之前，刘文典对中日局势就有过犀利预判，这种“修身同时也关怀天下” 的文人胸怀更让章玉政敬佩。他痴迷这个多面性的人物，决意写作《狂人刘文典》。
而“刘文典”在几年前的中国文史界，尚是一个冷门角色。“做新闻的人，总有种‘填补未知空白’的冲动和欲望。对于这些‘空白’，最辛苦的就是找资料，所以《狂人刘文典》一写就是三年。”
一定程度上，章玉政填补了“刘文典”很大部分的文史空白，这个名字开始被更多喜爱民国史学的人关注，章玉政也成为这个名字的代言人：当曾经的《刘文典全集》出了五卷本时他成为编辑之一，2010年又“近乎偏执”地写了《刘文典年谱》，直至去年，开写《刘文典传》。
不过，除了研究刘文典，章玉政还不满足。
Vol.4 光荣与梦想
“研究民国历史你会发现，胡适是个绕不开的角色。我在旧书摊淘来一本易竹贤的《胡适传》，读到1929年胡适发起过著名的‘人权论战’，这正是胡适担任中国公学校长的时期。胡适一生只担任过两个学校的校长：北京大学，中国公学。我对‘中国公学’起了兴趣。”
中国公学是中国近现代史上较早的私立大学之一，由爱国留学生发起、依靠民间集资创办，最终消逝在日军侵华的炮火中，在历史中留存不至30年，却因胡适等一批爱国学者的执教与讲学，成为章玉政眼中战时民国知识分子的精神标柱。因为同样的“史学空白”，这一次的资料研究并不比“刘文典”时期简单。仅找一本某论文提到的《中国公学第一次报告书》，就用了近半年时间。
2014年初，章玉政出版《光荣与梦想：中国公学往事》。这本连名字在大部分文学读者听上去都觉艰涩的书，被学者评为“极富‘试验性’的公共历史抒写之力作”，成为章玉政作为“民国研究学者”的一种“光荣与梦想”。
“写书会把自己掏空，尤其是史学研究类。但是，就像木心说写作是‘一字一句地救出自己’，写作，是我最重要的‘释放出口’，无论工作还是生活遇到不开心的事情，只要能够写作，我很快就能解脱出来。何况做研究带来的乐趣是难以言喻的，经常为找到一个几年未解的谜，兴奋得彻夜难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