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长子的外交生涯

李经方，虽头顶李鸿章长子的光环，却未能享有该有的荣誉。其一生既没有赶上父辈打仗立军功的年代，也没能在洋务运动中，捞个纱厂、电厂、电报局之类的肥缺干干，而是跟在李鸿章身边，从事那些最不讨好的“弱国无外交”的行当。纵观李经方一生，因其父而得官，又因其父而不得施展抱负，只充当了其父的办事工具而已，始终是个不得志的悲剧人物。

外交仕途

李经方，生于1855年，字伯行，号端甫，为李鸿章六弟李昭庆之子。因李鸿章膝下无子，将李经方过继为嗣。后李鸿章生嫡子李经述，仍以李经方为嗣子，称之为“大儿”。 1882年考中举人，成为地方官员的候选人才（先后被命为分省补用知府、江苏补用道、军机处记名）。李经方十分好学，在英文家庭教师毕德格的悉心教导下，精通英文，逐步走向外交之路。关于李经方好学的记载，刘铭传曾讲过一个他亲见的情景。说是那年李经方在南京考举人，刘铭传去看望他，因为太过专注，李经方竟误把砚台内的墨汁当成蔗糖，拿菱角蘸墨汁，致使满嘴乌黑而浑然不觉，令刘铭传捧腹不已。

1870年，年仅15岁的李经方就追随李鸿章襄办外交事宜，担任秘书兼翻译。光绪十二年（1886年）夏，随驻英钦差大臣刘瑞芬赴英，担任参赞。1889年回国参加会试不第。1890年，以候补道出任出使日本大臣。使日期间，李经方利用公使身份，发挥在日本容易获知朝鲜情报的优势，避免朝鲜与清廷的疏离。1895年，李经方与马建忠、伍廷芳、罗丰禄等随李鸿章抵达日本马关，与伊藤博文等开始谈判。在中日第三次会谈结束后，李鸿章遭受日本浪人的枪击，左颊中弹，导致谈判中断，后清政府任命李经方为对日谈判的全权大臣。伊藤博文采用威逼胁迫等手段，限李经方立即作出同意与否的答复。面对咄咄逼人的伊藤博文，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无奈由于战败和李鸿章的阻挠，只好作罢。

甲午战败，让清廷更加认识到日本的巨大威胁，为了达到“联俄制日”的目的，清廷决定委派李鸿章出访俄国，顺带历游其他欧美强国。1896年，李经方以二品衔江苏存记道的身份，充当李鸿章的外交顾问和翻译。在俄国与罗拔诺夫、维特密谈，受到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接见；在德国晋见德皇，拜访俾斯麦；与英国政府就提高关税，为支付日本的巨额战争赔款开源进行谈判；在美国拜访总统克里夫兰，参观美国议院。

庚子年间，李经方留在上海，作为其父的重要棋子，专门会晤俄国专使。1900年之后，参与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以及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1907年出任驻英公使，参与安徽铜官山矿权的谈判。后任清朝邮政部左侍郎、中国首任邮政总局局长，并将邮政业务从税务司转回邮传部管辖。1935年，病逝于大连。

办理台湾交割

《马关条约》中割让台湾的消息，激起了全国人民特别是台湾人民的极大愤慨。然而迫于日本的压力，1895年4月19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三天，清朝通过军机处电示台湾巡抚唐景崧“……不可因一时义愤，遂忘以前所陈种种患害于不顾也。”这一电报更是激起爱国人士的不满，清廷内部有识之臣也试图通过外交途径，寄希望于西方列强出面“保台”。但是列强之间早已暗中勾结，互相串通，正在打着下一步瓜分中国的如意算盘，因此谁也不想“得罪”日本人。在求助无望的情况下，清廷于5月7日派员到烟台如期交换签约。三日后，日本政府将桦山资纪中将晋升为大将，任命其为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官，并要求清政府立即派员到台湾与桦山资纪签订“割台让渡证书”。

在派何人赴台交割问题上，清廷考虑到李鸿章有伤在身，最终责令李经方赴台交割。对于这样一件永世留骂名的卖国之事，李鸿章当然不愿李经方前往，遂向清廷提出另行简派的请求。5月20日，清廷驳回李的请求，再次严词责令李经方赴台办理交割事宜。

5月30日，李经方带道员马建忠，美国顾问科士达，英文翻译伍光建，日文翻译卢永铭、陶大钧，文员张柳、黄正、洪冀昌、邵守先，武员吕文经、高轩春等及护勇40名，乘德国商轮“公义”号由上海起航。6月2日，双方就台湾交割文书进行商定，最终交割台湾的“割台让渡证书”，在李氏父子的手中签订完毕。在与桦山资纪的会晤中，李经方坚持从速办理，拒绝对方提出的占领基隆后，在台北府办理交接手续和将台湾至福建海线写入交接书的要求。 因办理交割事宜，李经方被世人讥讽为“割台大臣”。

参与铜官山矿权谈判

铜官山矿位于铜陵县城西南，离长江约10里，交通、运输条件极为便利，它是安徽的重要矿场，蕴藏着丰富的铜、铁、金、银等矿产资源。甲午战后，西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开始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渗透，侵夺中国矿权，铜官山矿成为其关注的目标。19世纪末，英国工程师玛喀曾以游历为名，考察安徽、江苏、江西等省的矿产资源分布，并专程来到铜陵，对铜官山矿进行过详细调查。

1901年，英国商人凯约翰开始在安徽寻找矿藏。同年11月9日，凯约翰与安徽巡抚王之春议定将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6地的矿山勘探权归己，并与安徽洋务局签订《勘验草约》。后凯约翰多次与安徽巡抚聂缉椝交涉，要求签订正式合同。1902年5月11日，聂缉椝委派安徽布政使汤寿铭与凯约翰重新签订《勘验矿务合同》。合同规定将歙县、铜陵、大通、宁国、广德、潜山6处矿山勘探权授予凯约翰，期限为8个月；凯约翰须在合同限期内完成勘探和开采矿山筹备工作。

回到英国后的凯约翰虽多方筹集勘矿经费，但收效甚微，无法按合同规定完成勘探开采，后凯约翰请求延长勘探期12个月，仍无进展。1904年6月6日，因与安徽商务局就修改《勘矿合同》进行交涉时，重现重大意见分歧，导致谈判破裂。后凯约翰撇开安徽官府，前往北京请求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的支持，并与外务部订立《铜官山开矿合同》共计23条。合同规定由安裕公司负责开采铜官山矿，公司以凯约翰为总董，经理开矿事务。矿山开采期为60年，矿厂面积20华里。

清廷拱手让出铜官山矿的勘探与开采权的行为，激起安徽绅商及广大民众的极大愤慨，皖省由此掀起了要求自办矿务的高潮。一些绅商筹划自筹银10万两，先行勘验铜官山矿。李经方、蒯光典、孙家鼐等在京皖籍官员亦上书清廷，请求设立安徽全省矿务总局，负责全省矿务。由于凯约翰多次违约以及无视中国法律，擅自进入矿区勘探和开采的侵略行径，皖籍京官纷纷上书，要求中止合同，收回铜官山矿权。清政府迫于压力，开始重新斟酌在铜官山矿权问题上对英国的妥协退让政策，并与英方进行了废约交涉。

在双方顶牛难以排解之际，1907年，清廷任命李经方出任驻英公使。外务部立即托李代表中国政府在英直接与伦华公司谈判，原则是“赎约为上策”。皖绅李经畲（李鸿章的侄子）等也以宗亲乡谊之情，委托李经方到伦敦后，与凯约翰当面交涉，求得废约的完满解决。铜官山废约的斗争，由此一下被吸引到伦敦的谈判上。抵达伦敦后的李经方与凯约翰继续谈判，凯约翰假惺惺地表示，愿意聘请李经方为公司华方总董，参与领导安裕公司事务，遭到李经方的拒绝。后凯约翰又使用敲诈伎俩，提出铜官山矿藏丰富，开采铜矿可获利80万英镑，中国若坚持要收回铜官山矿权，必须支付安裕公司40万英镑，以补偿安裕公司的经济损失。这一无理荒唐的要求当即遭到李经方的驳斥和拒绝。

只是后来，安徽各界人士反对李经方插手，声明“铜官山矿合同逾期应废，已成铁案”，断难更改，并要求直接参加谈判，以便尽快争回矿权。李经方也从此退出了收回铜官山矿权的斗争。

李经方早年追随李鸿章，亲见其父幕僚从事内政外交的大体过程，其眼界和胸襟自然高于常人，这为他日后从事外交活动奠定了别人无可企及的先天基础。纵观他30多年的外交生涯，无论是办理台湾交割、随父历游欧美还是参与铜官山矿权谈判，他都努力让自己成为一位有能力、称职的外交家，其表现可谓可圈可点。然而受制于国力的衰弱和李鸿章的捆绑束缚，其外交主张始终未能实现，这是李经方的悲剧，更是那个时代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