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玉林：大清场：中国的圈地运动及其与英国的比较

作者：张玉林（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本文原载于《中国农业大学学报》2015年第1期第19-45页

内容摘要：

1990年代以来席卷中国的征地拆迁浪潮，实质上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清场运动。从开发区建设到城市的扩张，从“撤村并居”到“土地整理”，都以消灭农村、驱逐小农为归结：迄今已经吞噬了8300多万亩耕地、清除了至少140万个自然村和1亿2700多万小农。这场运动尚未结束，但是就已知的结果来看，它很快就达到了“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比英国的圈地运动更为暴烈和迅猛。而从推动大清场的综合动力来看，它不同于“农业革命”的技术需求，也超越了“原始积累”的初始需要，包含着由极端的发展主义催生的“贱农主义”和城市信仰，因此也表现为又一场文化意义上的“大革命”。这场革命不仅使中国社会充满了暴戾之气，也具有显著的反自然的特征。

关键词：

中国乡村；大清场；圈地运动；中英比较

一、作为总体性认识的“大清场”

大清场是二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的主题，或许也是整个中国的主题。这样说并不否认“改革”这个公认的主题。如果注意到已被绝对化了的改革实际上具有改善和改恶两种结果，那么就会发现，大清场与改革是并行不悖的，而且经常借用改革的名义。

“清场”被《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解释为“对某一场所进行清理”，被“互动百科”描述为“把所有不该在的人撵走”。扩展开来，它应该包含“清”字开头的多个同义词和近义词，比如清理、清扫、清除，以及清洗、清缴和清剿。作为兼指实体和比喻的描述性概念，本文中的大清场是指“大量地征占土地并清除其上的房屋和居民的运动”。

是的，它是指数以亿计的城乡居民已经或正在遭遇的征地—拆迁运动，本文具体针对的是乡村的征地—拆迁。贯穿这场运动的，有多种名目的园区建设，城市化和农村城市化，由“撤村并居”、“三集中”甚至“新农村建设”构成的“农民集中居住”，以及看似技术性的“土地整理”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还有以“土地流转”的名义对中国农业的资本主义改造。所有这些局部或全国性的政策或工程，都要么指向同一个目的，要么演化为相同的结果：征占一片土地，清除那里的村庄和农民。

既然如此，它必然令人想到另一个相似的概念及其代表的重大历史事件：英国的圈地运动（Enclosure movement）[①]。两者之间有明显区别吗？概而言之，大清场是圈地运动的极端形态。所谓极端形态，也就是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阐述的，不列颠的权势者对农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剥夺”，也即“清扫领地”（Clearing of Estates）或“清洗”（Clearances）。它发生在19世纪早期，“是英国的一切剥夺方法的顶点”（马克思,2004:837）。若从15世纪后期圈地运动肇始算起，英国达到这一顶点用了三百多年，而中国在其征地—拆迁运动滥觞的第二个十年，也即迈进21世纪的门槛之后，就进化到了这一阶段。这种快速赶超的能力，既足以让英国当年的圈地者们自叹弗如，也提醒我们注意中国版圈地运动的更加强势。

当然，在最近的十多年间，中国学术界关于征地—拆迁和失地农民的研究所在多有。但绝大多数文献具有问题—原因—对策的三段论风貌，并以简单粗糙形成了中国式的对策研究的特征。其中的比较认真者，也通常跳不出政策话语的窠臼：紧跟政策话语“就事论事”，缺少距离和距离意识，看不到实质和方向，也看不到整体和联系。因此，征地—拆迁问题的实质——“人民政府”与它的人民，以及强势集团与弱势群体围绕土地这一“核心利益”的激烈争夺，或者说掠夺与反掠夺——没有被切实地理解，它的驱逐和清场的性质也被有意无意地模糊。相应地，为了避免刺激，只有极少数人使用或加引号地使用“圈地运动”或“圈地”来加以分析。

在少数直面中国的圈地运动的研究中，温铁军等人视之为地方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对应于改革前30年中央政府的资本原始积累），并考察了改革以来的财政体制变化、经济波动和宏观调控政策如何促使县乡政府实现这种积累、形成三轮各具特征的圈地高潮：以地兴企、以地生财、以地套现（温铁军,朱守银,1996；杨帅,温铁军,2010）。何清涟则回顾了它初期的状况，认为它属于个人的“资本原始积累”，并影响了中国的社会心理（何清涟,1998；何清涟,张祥平,2000）。在这些颇有启迪的研究之外，叶敬忠、王德福、孙新华等人也分别围绕“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和“土地流转”等问题进行了分析（叶敬忠,孟英华,2012;王德福,桂华,2011;孙新华,2013），指出了其中存在的与本文主题相关的驱逐或排斥的问题。但总起来看，由于研究时段和领域的客观限定，尚未涉足的问题多于已被关注的问题，而已有的分析也存在着需要商榷和强化的余地。

有鉴于此，以清场为主线，对二十多年来的征地—拆迁运动进行系统研究实属必要。虽然大清场仍在进行中[②]，也许要到“完全实现”城市化和工业化才能结束，但是它本身（而非与英国相比）延续的时间已经足够漫长，规模已经过于庞大，许多特征和后果也已经浮现，也因此可以进行初步的清算。作为清算的第一步，本文带有破题和论纲的性质，它将围绕四个部分展开。

首先，结合宏观政策演变和一些代表性的研究，简要回顾大清场的历程及主要特征，并揭示推动其演变、塑造其特征的综合动力。其次，依据大量的官方统计资料（主要是国家统计局、国土资源部、建设部的相关统计年鉴和统计公报）和一些官方背景人士披露的重要信息，对它的阶段性后果进行谨慎推算，包括截至2013年的圈占耕地面积，造成的失地农民数量，以及消失或消灭了的自然村的数量。第三，借助于大量的新闻报道资料（我所初步汇总的“分省区征地—拆迁问题典型案例”已接近1000个），对大清场运动的强制性和暴力状况进行描述，并解释其若干重要细节所蕴含的意义。最后，把它与英国的圈地运动进行比较，寻找两者的共同点和重要差异，以进一步显示它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