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州木版年画：花开花落终留痕

早期的徽州民间木版画和年画，是渊源久远土生土长的民间工艺与敬畏神灵祖先及宗教信仰的紧密结合，这与我国其他地区木版年画的演进过程基本一致。“安徽早期的宗教版画，如安徽无为县宋塔出土木纹纸印刷的《陀罗尼经》卷首扉画和木纹纸印刷的《咒语签》、九华山化城寺藏经楼明代刻印的妙法莲花经卷《如来佛说法图》扉画、徽州齐云山发现明洪武八年刻印《九天应元雷声普化天尊玉枢宝经》卷首扉画，都是早期徽州木版年画的前身。”(石谷风《徽州木版年画》)人类从远古时期即有图腾崇拜，且这种崇拜与迷信的心理需求形成基因代代相传，只是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地域、不同人群的外在表现形式不同罢了。随着宗教迷信的不断发展，供民众逢年过节驱邪纳福的桃符、门神、灶王以及祭祀用的仙佛、祖师各种行业神的“纸马”等祭拜物、吉祥物应运而生。徽州的这些迷信图式，多承袭前代宗教版画古朴粗犷之风，保持原始版画的刀味技法，构图简明生动，内容带有神话故事性，改变了以往宗教版画庄严呆板的模式，为早期徽州木版年画的雏形。

出于对木版年画易于普及、宣扬教化、崇拜导向等功用的认同，封建文人、士大夫也开始利用徽州木版年画树立尊崇偶像、宣扬封建礼教、强化道德观念、扩大宗族影响。如绩溪石氏宗祠收藏明代《石氏世家忠良报功图》巨幅年画和明代印刷的《四贤图》。文人雅士对徽州木版年画的认同与参与，大大提升了徽州年画的品质品相和艺术水准。到了明末清初，徽州木版年画愈加注重雅俗共赏及审美意趣。如明万历年间由丁云鹏起稿、徽州刻工操刀的忠孝节廉《四贤图》，更加富有儒家文化意味，更加符合徽商士民的欣赏需要。同样也是由丁云鹏绘图的《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变相》，其刀法则比《四贤图》更加细腻婉约，这自然与题材所要表现的内容相符合，也与刻工日益完善、渐至达到游刃有余出神入化的高超技艺无法分离。图中的观音全然一副仕女模样，慈祥端庄，平易多姿，观赏价值很高。而到了明末清初由旌德鲍守业所刻《天地三界诸神礼佛图》，构图雄浑博大而不失灵秀，群仙姿态生动，裙裾飘逸，祥云层涌，超凡脱尘，具有在众多年中画难得一见的雍容华美。乾隆时期，随着城市工商业的繁荣，民间对装饰年画需求日益增多，在民间工艺传统的基础上，年画的题材内容更加广泛，品种形式更加多样，对世俗社会、日常生活的表现更加明显，逐渐形成通俗易懂的民俗文化，出现了《新出唐朝薛丁山挂帅征西图》四条屏、《五子天官图》、《天地三界十方真宰》等彩色年画，以及戏曲故事、期盼多子多福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年画。19世纪中叶之后，随着近代西洋版画传入中国和近代印刷术的兴起，徽州木版年画渐趋消沉，作品的绘画刻版、制作工艺、艺术价值大不如前，乃至出现粗制滥造的现象。